大数据时代，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产，已经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在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有序、合规发展大体系下，数据交易市场再次活跃起来，一大批数据要素市场正在计划搭建，但数据要素的有效利用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须探索建立数据要素高效配置的规则体系。

“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深度融入经济价值创造过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数据资源规模不断扩大，应用日趋增多，过去相对粗放的数据管理方式已不适应当今形势，加强和改善数据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

为了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完善数据治理组织结构，阮诗玮建议，在当前数据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引入“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实现可持续的数据治理。

他介绍，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已初步实现了法制化，并在数据战略制定和执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5月，《广东省首席数据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将政府首席数据官上升为制度层面，开启了国内政府部门设定政府首席数据官的新浪潮。上海启动首席数据官制度研究与试点，通过政府引领，深化各行业领域数据治理，推动业务数字化转型，取得初步成效。

如何建立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阮诗玮表示，要充分借鉴美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和广州、上海等地试点首席数据官制度的经验做法，在当前“大数据管理局模式”的基础上，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他建议，要采用“矩阵型结构”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中央层面的政府首席数据官直接向国家数据治理决策机构的首脑负责，向其汇报工作，参与国家数据治理战略的制定。省级层面的政府首席数据官直接对省级政府数据治理机构的首脑负责，参与省级政府数据治理决策。

在完善政府首席数据官管理制度方面，阮诗玮认为，政府首席数据官旨在促进数据共享开放与透明度，提高数据驱动的决策能力，保护数据机密性和隐私。“建议可采取竞争上岗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拔政府首席数据官，或者从科研单位、高校等机构中选拔数据治理方面的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数据治理机构，担任政府首席数据官。”

同时，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首席数据官委员会制度。阮诗玮表示，在中央层面，由国务院召集组建中央层级的首席数据官委员会，定期就各部门的数据治理经验和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共同协商制订国家数据治理战略。在地方层面，由各级政府定期就各地区数据治理的经验和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共同提升地方政府数据治理能力和水平。此外，畅通上下级沟通渠道，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的首席数据官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了解下级部门在执行数据治理决策与规划时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困难。

“政府首席数据官作为统筹政务数据管理，协调内外部数据的关键节点，其职责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阮诗玮认为，对内，需要对其职权加以有效监督和评价，防止其权力随数据蔓延而无限扩张；对外，需要完善数据管理制度设计，规范技术标准与操作指导，实现职能责任、流程操作、技术规范等法规制度的整体性建构。

此外，在阮诗玮看来，政府首席数据官及其所属的政府数据治理机构需要加强与政府保密、安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强化政府部门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细化政府部门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保密义务和数据安全义务。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