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体会
　　作者：闻羽
　　一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论统一战线》一书，第一篇文章即为《党与抗日民主政权》，该文作于1941年，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1941年4月15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35期，现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篇。
　　文章一开头，邓小平就以自己著名的直率风格提出：“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所谓“三三制”，《邓选》注释第三条解：“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根据这一政策，在抗日民主政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只能处于少数地位，当时的中共就不担心党的领导优势被削弱吗？对此，邓小平阐释道：“优势以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当年，在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包括邓小平所在的晋冀豫边区），中共在政权中的优势的确是靠“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去取得”的。“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当年访问延安后，在其著名的《南侨回忆录》中曾盛赞“民主圣地”延安“平等无阶级”、“无苛捐杂税”、“县长民选”、“风俗甚好”、“男女衣服均极朴素”、“无谓应酬，浪费交际，无从开销”。共产党人“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井然”。陈老先生“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言：“为改变第一届边区议会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18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P607-608）2004年出版的《百年小平》一书载：“邓小平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受到了党中央的赞扬。”“1941年7月7日至8月15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重举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社论指出：‘晋冀豫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基本原因在于它几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之下，曾经初步开展了民主运动。’三三制政权在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产生，三三制政权又为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提供了保证。”（P105-107）
　　解放后，中共严格按照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的原则组建政府，在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非中共人士有39人，占了45%（见1999年第5期《名家》）。当时，新中国的社会风气之良好是世所公认的。
　　二
　　如何获得群众的拥护，从而取得领导优势呢？
　　邓小平在文中痛批了“以党治国”的腐朽观念。他指出：“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这一反对“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的思想，是和毛泽东当年的思想相一致的。在《毛选》第三卷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参政会》、《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十多次提到要“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毛泽东强调：“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P1011）“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P1014）“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P1015）
　　三
　　那么，党的领导又如何得以实行呢？邓小平认为：“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具体的措施上，邓小平认为：“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要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讲所欲言，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
　　邓小平这些思想和他40年后，在1980年写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精神是一贯的。邓小平在该文提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副职不宜过多”、“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他认为：“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327-329）
　　如今，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设“三个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政治文明”已入宪、入政协章程，学习好邓小平《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对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