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亚南
　　邓小平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协作，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来说，无论在夺取政权以前还是以后的时期，都是完全必要的。”[2]毛泽东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主张“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3]“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4]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再次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5]从而为新时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团结合作的方针。邓小平坚持这一方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此相关的基本原则，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观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观点，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6]邓小平的这段话，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进行政治合作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和这种合作在我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后成立的，它们分别代表民族工商业者，从事科技、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归侨和侨眷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民主党派所代表和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面对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共同敌人，推翻这“三座大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斗争目标。共同的敌人，共同的斗争目标，使中国这八个民主党派都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政治盟友。由此可见，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民主党派自身的状况以及它们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中国的各民主党派自成立至今，就一直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历史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先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为政治纲领而拥护社会主义并积极参加新政协与社会主义建设。而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早在1948年各民主党派发表声明拥护中共的“五一”宣言时，就公开明确地宣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7]他们都与共产党合作，都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建设并又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现实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友党，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执政党与在野党及反对党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倾轧、互相争斗、互相拆台的多党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坚持和完善我国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组织。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利益和要求，在国家建设、参政议政活动中充分反映他们的意见而建言献策，这更有利于协调我国各阶层、各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行业部门的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更加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各民主党派中各类层次、各种类别的人才参与国家建设、参政议政，`可以大大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坚持和完善我国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界人士、各方面群众的积极性，加速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振兴的宏伟大业。各民主党派在国内外及海内外都有着极其广泛的联系，充分发挥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同海外的经济、文化、学术交流以及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等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由此可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坚持和完善我国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巩固及扩大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挥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并不是与中国共产党平分秋色、类似资本主义国家轮流执政的反对党和在野党，而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在多党合作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既是我国各民主党派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作出的必然选择，亦是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在辛亥革命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中，多达三百多个的党派，既没能挽救得了中国，也没能存在多长时间。中国不是通过多党政治或“议会道路”获得解放的，而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包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产生的各民主党派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努力奋斗，方才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漫长而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自然形成的，各民主党派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正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赢得了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从而形成了其他任何党派无可比拟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没有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势力、任何团体或个人能够把全国56个民族、12亿多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共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奋斗。所以，虽然“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的。”[8]各个政党都同心同德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另一个特点。邓小平指出：“我国各个政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是由于“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一致。”[9]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强大生命力之所在。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一大特点，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永远也无法做到的。
　　邓小平还从执政党自身建设关系国家利益这一高度出发，强调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同时，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事情办好。”[10]邓小平还指出：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11]长期共存是互相监督的前提，没有长期共存，监督就无从谈起，互相监督是长期共存的目的，离开互相监督，共存就失去意义。“长期共存”，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事业中，实行长期合作共事。“互相监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之间，为了共同的事业相互进行的监督。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在我国处于领导地位，所以，互相监督主要的还是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12]由“民主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13]各民主党派汇集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代表人物，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因而也能对共产党进行有效的监督。面对当前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既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同时亦需要民主监督。三百多年前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就曾经深刻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制约就是监督，反腐败需要加大“互相监督”的力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一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4]的指导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合作的过程中，要以诚相待，开诚布公、患难同当，荣誉共享，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具有更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更深厚的感情基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是一个完整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国内阶级状况和各民主党派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更加一致，双方的合作共事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变得更加亲密团结的基础上，为适应新时期的任务提出来的，这一方针总的体现了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真诚互助的亲密之情。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思想观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符合中国国情的一个创造。坚持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观点，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
　　[2]《列宁选集》第4卷[M]第225－226页。
　　[3][4]《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第1327页、767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第733页。
　　[6][7][8][9][10][11][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05页、186页、267页、267页、205页、205页、43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1卷[M]。
　　[14]《邓小平论统一战线》[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