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
　　第一节　民主党派的初步结合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开始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从而加快了以1936年底"西安事变"为契机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国共合作为中心,建立起包括各抗日党派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寇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迫使当权的国民党不得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并先后于1937年8月和1938年7月成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作出了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的民主姿态。因此,各党派都对国民党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这个希望很快就落空了。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法令,并且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活动,使得拥蒋抗日的各党派不满和失望;顽固派坚持一党专政和消灭异己的政策,又使手无寸铁的各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各党派纷纷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并产生了联合起来共同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迫切要求。各抗日党派的这种要求和希望,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鼓励。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联络其他党派参政员提出了《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法令,提出由国民政府明令保障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取消各种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严禁借口"异党"和思想问题,非法迫害人民。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参政员,也联络其他参政员同时提出了要求结束党治、改革政治的提案。由于一些国民党右翼参政员的反对,经过两天一夜的争论,终于使参政会作出了"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和"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等决议,取得了民主势力对反民主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
　　经过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的激烈斗争,各党派领导人深深体会到:这场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各党派联合的结果;如果没有联合,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抗日是不可能的。因此,国民参政会中的一些党派领导人开始酝酿成立一个国共两党以外的联合政治组织,以形成一种联合的政治力量。1939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沈钧儒等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张澜等社会贤达,便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是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39年11月23日,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曾琦、李璜、余家菊;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后退出该党)、罗文干、胡石青;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乡村建设协会的梁漱溟以及社会贤达张澜、光升等。会议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信约》主张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设施;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铲除贪污;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反对内战等等。
　　会议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公推黄炎培为主席。蒋介石在审查了《信约》、《简章》和会员名单后,以不能成为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取得合法活动的权利。
　　统一建国同志会会员不多,几乎都是国民参政员。它虽然还不是一个政党,但其成立密切了国共之外的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的联系,在组织上实现了各党派的初步联合,为后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二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秘密建立
　　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后,各党派领导人一方面筹建"统一建国同志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对广大人民进行民主思想教育,促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以坚持团结民主抗日。
　　1939年10月1日,沈钧儒、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李璜、张君劢、张申府、江问渔、王造时、褚辅成等以参政员身份首先在重庆发起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举行宪政问题座谈会,共举行了八次,讨论十分热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1月,沈钧儒等又筹组宪政促进会,并向全国各地发展,一时各地宪政促进会如雨后春笋,纷纷举办演讲、出版刊物,使民主宪政的宣传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民主宪政运动,1939年10月、12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支持宪政运动的指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使延安、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宪政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是,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国民党顽固派仇恨和扼杀民主宪政运动,表面上同意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决议,却又在1940年9月悍然宣布:国民大会因"交通不便"不能按期召开,同时采取种种办法限制宪政团体的活动,把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压制了下去。10月,国民党开始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不断制造摩擦,同时,对抗日党派和主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实行高压政策,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逮捕民主人士杜重远,拘留马寅初,封闭邹韬奋在各地开设的生活书店。12月,又无理取消许多主张抗日的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的参政员资格。这一切使各党派领导人感到,必须进一步联合起来,才能对抗国民党的迫害,发展民主力量,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和帮助主张抗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在重庆经常同这些党派和人士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讲解国内外的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给予鼓励、支持和推动。1940年12月下旬,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在重庆多次秘密集会,讨论时局,酝酿联合。
　　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面临着重开内战的危机。各党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对中共所持立场深表同情。1941年2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党派领导人聚谈,各党派"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皖南事变"促进了各党派加快联合,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2月25日至3月1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章伯钧、张澜、罗隆基、李璜等人,多次秘密召开筹备会议,推定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起草政治纲领和宣言,章伯钧、李璜、罗隆基起草组织规程,并酝酿领导人选,为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作准备。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民主人士鲜特生私邸)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各党派推荐和协商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职教社的黄炎培、江问渔、冷?;乡建协会的梁漱溟;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林可玑、杨赓陶;民社党的张君劢、罗隆基(蒋匀田代);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社会贤达张澜等13人。会议讨论了政治形势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确认与会13位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5人为中央常务委员,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由张澜接任),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沈钧儒原为同盟的倡议人之一,但是因为沈钧儒所属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为避免国民党当局找麻烦,决定救国会暂不参加同盟,到1942年才正式加入。就这样,包括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便在重庆秘密成立。后来救国会加入,号称"三党三派"。
　　第三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活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民盟的组织。3月28日,梁漱溟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告诉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领导人周恩来,得到了周恩来的热情支持。5月20日,梁漱溟到达香港后,在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及救国会的海外组织的具体帮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正式出版,梁漱溟为社长,萨空了为经理,俞颂华为总编辑。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已在重庆成立,并公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即"十大政治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目标。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主要内容是:(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之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九)"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发展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十)"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
　　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并认为同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文件,通过英、美各国在港记者向各国发消息,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对此,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加以压制。
　　与国民党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表现了热情的支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及时作了报道,10月28日,发表了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的社论,称赞民主政团同盟宣布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
　　由于国民党要员孙科等人坚决否认有民主政团同盟的存在,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经过研究,决定"冒着被打击压迫的危险",在重庆公开民主政团同盟组织。1941年11月16日,即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的前一天,民主政团同盟以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4人的名义,在重庆俄国餐厅举行茶会,邀请国共两党代表和国民参政员出席。国民党方面的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出席了茶会,会上左舜生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治主张,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次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开幕。会议期间,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根据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抗战时期正式民意机关;政府一切机关不得歧视无党和异党分子;不得强迫公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费不得由国库开支;保证人民各项自由,停止特务组织对内的一切活动;严禁官吏垄断企业,投机倒把等。提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由秘密转为公开,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舞台上。
　　第四节　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国民党扼杀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全面加强法西斯统治,其结果是加深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引起了国内外强烈不满。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继续维持其统治,国民党不得不在1943年9月举行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所谓"战争结束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居然也打出"宪政"的旗号,玩弄假民主的把戏。各党派就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民主政团同盟在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
　　1943年9月18日,在纪念"九一八"事变12周年的那一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该文被印成小册子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期间,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纷纷出面主办刊物,宣传民主宪政,发起成立各种组织,促进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这个时期先后创刊的有黄炎培创办、张志让主编的《宪政》月刊;左舜生主编的《民宪》(1944年11月起,正式由中国民主同盟接办,由张澜、张君劢、沈钧儒、李璜、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梁漱溟、左舜生组成编委会);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加上成都民盟成员负责编辑工作的成都《华西晚报》等,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声势很大的社会舆论,鼓吹民主宪政。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办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民盟云南省支部于1944年底创刊的《民主周刊》,更直接成为民盟的重要喉舌。
　　在此期间,张澜、李璜于1944年1月在成都发起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沈钧儒、黄炎培从1月起在重庆发起每月举行一次"民主宪政座谈会",规模越来越大,很有影响;周新民也于4月在昆明发起举行"宪政研究会"。6月20日,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大会,张澜对国是提出10项主张,强调"非立即实行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要求切实实行民主,"尊重人民言论之自由","人身之自由","思想信仰及一切集会结社之自由";同时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切实改革征兵、征粮、征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饱,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并实施全国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加强抗战力量等。此次大会以后,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发展到青年学生中以至到工商界。
　　中共中央曾于1943年3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重提宪政,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抗日,稳固其统治。但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宪政,就可能冲破国民党的限制,把民主运动推进一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参加这一运动,并吸收一切民主分子于自己的周围,以达到战胜日寇和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更进一步指出实施宪政"就是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明确了宪政运动的目的,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支持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斗争。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抨击国民党坚持法西斯统治的蛮横态度,强调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是不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必且十倍百倍于今天"。并提出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应放弃10年来特殊地位,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地给人民以各项基本自由。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主要力量从事民主宪政运动,以团结抗日力量,坚持抗战胜利,在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民主政团同盟的活动,和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密切的合作,推进了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
　　第五节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1944年掀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空前活跃,吸引了大批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要求入盟,但限于政团同盟主要吸收三党三派的成员为盟员,盟务又被中国青年党的一些人所把持,阻碍了民盟的发展,因而引起盟内外的普遍不满。民盟昆明支部早在1943年即向总部正式提出,改变政团联合体为广大民主分子个人的联合体,得到广大盟员的赞成。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总部决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对民盟进行改组。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民盟组织的名称,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
　　会议还针对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9月15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讨论了形势,决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结合中共提案的设想,拟定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把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作为民盟的奋斗目标。这个纲领草案共46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6个方面。
　　会议选举张澜、张君劢、章伯钧、左舜生、潘光旦、罗隆基、李璜、沈钧儒、张申府、梁漱溟、陈启天、张东荪、鲜特生、杨叔明、黄艮庸、曾昭抡、朱蕴山、周鲸文、曾琦、丘哲、张云川、周新民、韩兆鹗、林可玑、郭则沉、刘东岩、黄炎培、冷?、张志和、余家菊、郑振文、吴晗、潘大逵等33人为中央委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李璜、罗隆基、梁漱溟、张申府、曾琦、张君劢、张东荪、潘光旦等13人为中央常委,并推选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梁漱溟为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张君劢为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把三党三派的联盟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扩大了民盟的社会基础,大批爱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到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不少在学术界有地位、在社会上有威望、在斗争中有经验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入盟后,被选进了各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从而改变了原来由中国青年党把持盟务的状况,极大地推动了民盟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加强了对全盟组织工作的领导,在各地建立民盟地方组织。到1945年9月,先后建立云南省支部、广东省支部、重庆市支部、东南总支部、西北总支部和华北总支部等地方组织,开展了不少活动;各地都有一些共产党员加入民盟,民盟的战斗力日益加强,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
　　第六节　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4年9月初,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为了根本改变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所面临的危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把全国人民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要求集中起来,使大家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9月15日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立即响应。9月24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重庆迁川大厦主持各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400余人参加的集会,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会上成立了重庆民主促进会。
　　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一)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二)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之制定;(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职业、身体的自由,废除现行一切有碍上列自由权利之法令与条例;(四)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并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废除特务及劳动营一类纯粹法西斯之组织;(六)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七)财政绝对公开,凡预算决算及增加人民负担之措施,必须交现有民意机关审查通过;(八)保障人民最低生活,改善士兵及公务人员之待遇,对战时战后之受灾人民,尤应统筹统一救济;(九)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之自由;(十)促进中苏邦交,加强对英美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同一天,昆明5000余人举行纪念双十节的群众大会,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呼吁全国一致要求国民党必须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要求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立即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立即彻底改善财政及政治政策;停止通货膨胀,减轻平民的痛苦;必须彻底改善士兵的待遇,调整军队编制,并且普遍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
　　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说"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有把握的时候",就及时"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l月14日,中共代表王若飞、徐冰在重庆同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黄炎培等人就改革国民政府,实现国共谈判交换意见。1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针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说,"假定能召开一举国一致而又确能解决当前一切实际问题的国民大会,吾人在原则上自亦赞成之,但目前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并指出,只有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中国始有实现民主宪政之可能。"否则借延宕以资敷衍,弄名词以布观听,则不惟当前一切困难问题无从解决,整个国家民族且有陷于分裂破碎之虞"。《新华日报》于1月26日全文刊登这一严正宣言。国民党当局当即下令禁止出售这天的《新华日报》,并派出军警四出搜查,一经发现即没收或撕毁。为此,新华日报社员工上街散发报纸,在重庆街头出现了争相购买《新华日报》的动人一幕。2月12日,毛泽东就此事写信给《解放日报》社,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并在延安电台广播民盟这一宣言。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开反对召开党派会议,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并声称要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3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最近国内民主与团结问题的谈话,重申民主同盟对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并指出,9年前选举国民大会代表时,"国内除国民党外,各党派无一能享有参与选举之机会;即平日在社会雅负时望之各界人士,如非早已取得国民党党籍,亦绝少有被选为国大代表的可能;甚至即在国民党党内之若干贤达,对于当时选举之种种情况,亦有深致其不满者;凡此均属全国所周知的事实,不容否认。今时移世易,合全国之力以与日寇周旋,为时已8年之久!世界民主高潮,即挟其排山倒海之力以俱至;而全国必须团结以共渡此战时战后之难关,又实为时代之迫切要求;如置上举一切事实于不顾,仍举八九年前所产生之旧代表,以之应付当前千难万难之新局面,则所谓民主云云,团结云云,岂不将徒托空谈?"民盟不赞成国大的旧代表,而主张以普选产生国民大会的代表,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说"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可是,这一建议又遭国民党拒绝。为此,中共中央负责人于6月16日公开声明: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定于7月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也已中止。
　　为了调停国共关系,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共产党共同商量解决办法,民盟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等在征得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的同意后,决定访问延安。7月1日,民盟中央领导成员、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和国民党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傅斯年飞往延安访问。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杨尚昆等到机场欢迎。黄炎培等6人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举行正式会谈,共商国是,大家畅所欲言,气氛十分融洽。后将会谈整理成《会谈纪要》。提出:(1)停止国民大会进行;(2)从速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及三方共同推荐的无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的政治会议,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研究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和将来召开国民大会等问题。会议应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会议召开前应释放政治犯。
　　7月5日,黄炎培等回到重庆,集体面见了蒋介石,递交了《会谈纪要》,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独裁政策的一个沉重打击。7月7日,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8位参政员和民盟参政员、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均未出席。张澜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表明立场,认为此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将导致分裂,出于国家利益和维护团结,所以不出席会议,以保持政治上的主动。
　　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把中共和各党派对国民党坚持召开包办的国民大会的合理批评指为"肆意攻击"。7月14日,国民参政会讨论召开国民大会的专题,民盟参政员黄炎培、冷?、江问渔等发表书面声明:不参加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并说召开国民大会在于"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而今"遂欲仓卒召集,仓卒制宪,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由于民盟与各党派的坚决斗争和中共会外攻势的配合,终于使国民党参政员未敢倚仗多数强行通过按期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改为"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由政府酌情决定"。
　　但是,国民参政会刚刚闭幕,国民党便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突然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共中央指示正在重庆的徐冰立即向大后方各党派、民主人士、新闻界和各国使节说明情况,呼吁共同制止内战。民盟听了徐冰介绍的情况后,立即于7月28日发表《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为,再次重申必须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性的会议,以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俾在一定时限之内,扶持国家,步入民主常轨"。8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时发表演说,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主张"召集包括各党派代表以及无党派的有力人士的政治会议,协商国家大计,订定临时施政纲领","改组政府为举国一致的临时性质的民主联合政府,执行由政治会议拟定的施政纲领,筹备真正的国民大会的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