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是福建省民盟组织成立70周年。对于这个日子，我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串串往事在我眼前浮现。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发动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在国统区镇压民主，封禁进步刊物，迫害民主人士、进步青年，制造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国统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反动派还制造舆论，诬蔑民盟，企图取缔民盟合法地位。1947年10月底，反动派悍然用大批军警包围民盟总部，强迫民盟宣布解散。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民盟盟员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福建民盟组织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民盟总部领导和统一部署下，为配合中共地下斗争，于1947年3月成立，并根据当时形势采取了隐密的地下斗争。
　　1947年前后，父亲常常带我去他的“朋友”家串门。记得去过水流湾酒库弄林植夫家。林老是父亲的老师，是秘密筹组福建省民盟组织的负责人；去过花巷陈矩孙家。陈矩孙是中国闽浙赣党委（福建老省委）社会部部长，也是地下盟筹委会成员。他的夫人徐宗秾也是盟员；去过东街赵家欣家。赵家欣与其夫人谢怀丹，因其社会地位，是地下盟“个别联系”盟员，父亲是联系人；去过吉祥山铺前顶吴修平家。吴修平是地下盟组织委员会委员……。此外，还去过地下盟的一个活动据点——福州西湖宛在堂。当时宛在堂是福州民众教育馆所在地，父亲兼馆长，那里安插着好几位盟的同志。
　　父亲为什么带我去“串门”呢？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也是地下盟筹委会成员，兼组织委员会主委。他带我的目的，我想也许是作为他活动的掩护，必要时让我当个“交通”吧。不过，我这个准“交通”始终没有用上。在父亲身边有两个中学生“交通”：一个是我母亲的学生，“福州市中”学生连木桪；另一个是我表哥，光复中学学生张穗予。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6月福州解放前夕，盟员从内部探得国民党在福州的“长志号”等三艘军舰正准备向台湾逃遁。父亲即“命令”张穗予将此情况火速通知吴修平转告中共组织。那时福州正遇数十年罕见洪水，全城停电，一片漆黑，张穗予只得待到凌晨，趁蒙蒙晨光，冒险涉水将情报送达。据后来了解，“长志号”被迫起义，另一艘也为解放军所拦截，还有一艘被创后仓皇逃出闽江口。
　　那时候，“福州市中”，英华、光复、市商、高工、高农、省商等中学都有盟员。除英华独立成立小组外，其他中学成立中学联组。他们在民盟地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和大学生一道参加了“反战乱，反迫害，反饥饿”的“三反”斗争，声援国内学生运动，开展“义卖活命”等学生运动。在学校内办起了“民主墙”和各种刊物，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到我家串门的人更多。我记得有陈贻亮、朱柽、吴修平、郑加言、林金泉、颜鲁（汉春）、邵祥熊等多人，都是地下盟组织委员会成员。他们借探望我因患肺病长期卧床的母亲为掩护，在我家开会、碰头。我家成为地下盟活动的一个联络点。
　　到我家“串门”的还有许多福建“文协”成员。福建“文协”全称是“中华文艺作家协会福建分会”，是地下盟联系文艺界的一个公开、“合法”的团体组织。父亲当选为理事长。地下党党员和盟员多人都当选为理事或监事。民盟利用“文协”开展了“纪念‘五四’”座谈会，召开了“鲁迅先生逝世纪念会”，宣传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邀请著名作家、复旦大学国文系主任、大公报“星期文艺”编辑章靳以作学术报告，福建“文协”有关成员周问苍、宋光中、吴修平、郑加言、程本籛、吴竹倩（省广播电台播音员，台籍，后返台湾）等还与章靳以在福州西湖“击楫”碑前留影。此留影有互相激励之意，现在成为了省盟珍贵的历史文物。“文协”开展的这些活动，对团结联系文艺界青年和爱好文艺的青年学生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些活动，许多进步青年在民盟的影响下参加了民盟。
　　经常到我家串门的还有父亲的盟员好友：如协大的潘敬斌，林森县（现闽侯县）县长管长镛的秘书赵修蒙，福州闽轮公司刘似云，明日剧社演员、中共党员罗鲁风，还有号称“陶老板”的浙江温州人陶忠信（民建成员）介绍入盟的他的同乡，福州警局保警第二中队中队长李珊成等，以及住在我家后进的盟员陈侣白。民盟组织成立的“明日剧社”，就是经陈侣白提议命名的。他说，我们的剧社既为旧社会黑暗送葬，又为新社会黎明催生，希望在明日。
　　我在家还听到父亲和他的“朋友”提到与民盟有关的一些人的名字，也常上一些与民盟有关的人士家中。如何公敢（我省最早盟中央委员）及其儿子何方生（地下盟英华小组负责人）、丁日初（省盟筹委会成员，民盟早期盟员，中共党员）及其父亲丁超五（福建省参议长、民联成员），王贤镇（福州“民天”老板），管长墉（林森县县长、后为省社科院研究员），朱一震（明日剧社导演，中共党员），蔡野（云生，协大学生），吴连春（福建师专学生），黄炎辉（福建学院学生），王臣滨（地下盟《轰报》出资人），徐千里（省“中央日报”记者，后入党），郑田青（省“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中共党员）……以上开列了这么多记忆中前辈的姓名，是为了留住不被忘却的记忆。
　　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对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的政治活动，是不可能了解的，不过我能感觉得到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而又充满激情和朝气的力量。儿时的许多事情我都忘却了，但对民盟的有些事情仍有着清晰的记忆：如，父亲经常会带一些“禁书”，“禁报”回家。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书及《大公报》《华商报》。这些书刊我这样小学生是无法看得懂的。但有一本书我却很感兴趣，那就是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因为那书封面很醒目，书中还附有许多照片，对小孩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家墙上挂有一幅精美的黑底白线勾勒的木刻画——《木刻导师鲁迅先生像》。那是青年木刻家林樾送给父亲的。林樾是一位优秀青年木刻家，他的许多作品经常在父亲主编的省“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他的木刻画充满战斗气息，锋芒锐利，深刻揭露社会矛盾和群众疾苦。我很喜欢他的木刻，至今我还珍藏一些他的版画和木刻原版。林樾非常尊敬父亲，他们过往甚密，成为忘年挚友。1948年，他去游击区时，特意到我家与父亲话别，并送给父亲版画《木刻导师鲁迅先生像》作为纪念，其寓意与父亲互勉，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坚持战斗。这幅版画成为父亲的珍藏。后来得悉，林樾在游击区斗争中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民盟组织的“明日剧社”演出的朱一震导演的独幕讽刺话剧《心花朵朵开》，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该剧是由李健吾先生的《无独有偶》改编的，当时该剧是禁剧。剧里罗鲁风扮演一个跛脚的官仃，他把这个角色的贪婪、龌龊、丑陋的面目，刻划得淋漓尽致。该剧演出后触怒了当局，不久即被当局禁演了。
　　福州民众教育馆有一台美国三波段收音机，1948年就被搬到我家里来。到了晚上，就有几位盟员到我家收听解放区广播。他们边收听边纪录。听完广播，大家就动手刻写，把解放区的消息迅速传递出去。
　　1949年春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天气极冷。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时，突然听到门外响起一阵轻微又急促的敲门声。屋里的人骤然都紧张起来，马上关闭了收音机。开门进来的是一个身披雨衣大个子，雨衣里面套着黄色国民党宪兵的服装。大家一眼就认出，他是国民党宪兵团特务连的士兵，湖南人，笔名“一苗”。他爱好文艺，常向父亲主编的“中央日报”文艺副刊投稿。因为他富有正义感，景仰父亲，逐渐成了地下盟所联系的群众。地下盟曾通过他获得不少情报。他一进屋就掩上门，从怀里掏出一册小本本交给父亲，就匆匆离去。以后我才知道，他送来的是国民党宪兵准备逮捕进步人士的名单。当晚父亲和几位盟员同志，就分头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或撤离。
　　第二天，“一苗”又来，约父亲带我和我的弟弟一起去照相馆照相。临别时，他把身上的军大衣塞父亲。他说：“周先生，这么冷的天，你们家里还没有一条厚棉被。我要走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赠送，这棉大衣就留给你御寒吧。”以后父亲才知道他决定离开宪兵队，逃回家乡去。
　　4月，父亲为躲避反动派逮捕，经民盟省筹委会的同志，与朱柽、陈贻亮、邵祥熊等三位同志一起前往香港，向盟总部和中共华南局汇报福建省民盟工作，并参加中共华南局组织的“新民主建设促进会”工作。
　　父亲去香港以后，我家本来很拮据的生活就断了经济来源。母亲原是福州“市中”和福建学院音乐教师，后因患上肺病，长期卧床不起，家里生活就靠父亲一个人工资。由于物价日益飞涨，微薄的工资本就难以为继，加上母亲治病及所需昂贵的特效药等费用，家庭生活开支变得更加困难。组委会成员林金泉在回忆父亲文章中，有段对我家当时生活状况写照。他说：“在和他（指父亲）相处的日子里，我才知道他家累很重，他夫人身患当时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肺痨病，长期卧床不起。两个孩子还很小，作为一个文化人，以当时的薪金和物价，拖着这样一个家庭，其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他家经常是吃了早餐，还不知道午餐的米在那里……”
　　父亲去港以后，我家生活就靠盟的同志和亲戚朋友的接济过渡。
　　1949年7月，父亲接受盟中央和中共华南局任务，与去港的几位同志潜回福州。父亲对我们说，回家的消息不要让人知道，包括邻居。父亲在家住几天后，又转移到其他同志家里，直到福州解放的前一天晚上才充满喜悦地回家。第二天清晨，他便和民盟同志一起迎接解放军进城。
　　据父亲说，那一天清晨他们先聚集到福州开元寺，民盟省筹委会在这里召开庆祝大会。心情亢奋的，熟悉的，或者从未谋面的，共同战斗过，经受了血与火洗礼的战友，紧紧地握住双手，互相祝贺“天亮了，天亮了”！度过了阴霾，黑暗猖狂漫漫长夜的民盟盟员，是用赤诚之心迎接解放，用战斗过的双臂去拥抱“黎明”。
　　福州解放了，民盟公开活动了，我才知道父亲和他的“朋友”们活动的真相。我敬佩他们，他们能在民盟被宣布非法组织，被迫解散，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斗争形势空前复杂、空前危险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追求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怀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毅然选择了参加民盟，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的火热斗争中去，谱写民盟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和自己荡气回肠的人生故事。
　　地下斗争时期，全省200多名盟员，他们都是爱国者，都是福建民盟的先驱者。在地下斗争中，团结奋斗，开展了学生运动；利用新闻阵地揭露反动黑暗统治，传递解放胜利讯息；利用公开身份及社团组织，广泛宣传，团结中上层人士、进步青年、文艺爱好者，发展盟员，壮大组织；参与组织农民争取合法权益和反征兵、征税、征粮“三征”斗争；为迎接解放，发动盟员收集、传递情报，策反军政人员；福州解放前夕，发动全体盟员护厂、护校、维护社会治安……
　　在福州解放前后，一些民盟盟员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如烈士林坡，英华中学学生，也是中共党员，任中共福长林中心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他准备前往新区开展工作时，盟省筹委会约了十多位盟员聚会送别。次年获悉林坡同志在长乐策动兵变时不幸被捕，遭受严刑，坚贞不屈，壮烈牺牲，年仅21岁。盟员赵修蒙，林森县县长秘书，受县长管长镛（盟员，后主要在民革）的指派，在协助地下党领导的高湖农民争取蚬田的合法权益斗争中，因劳成疾不幸病逝。
　　解放后，有多位盟员参加中共福建省台湾工作委员会（简称“台委会”）对台工作。盟员王臣滨，以商人身份赴台开展工作，不幸被捕牺牲。据父亲说，当时台湾报纸用“共匪民盟”的大号字标题，刊登王臣滨被杀害消息。2015年11月20日，我在福州晚报看到一则记者采写的题为《“伪装者”林戟赴台谍战5年，古稀儿子寻牺牲真相》的报道。文章说，林戟解放前加入民盟。解放初期受“台委会”的派遣进入台湾开展工作，1956年被捕遭杀害。看文章后我请盟省委组织部核查该人盟籍，可惜因年代久远查不到盟籍档案，甚是遗憾！
　　在三年民盟地下斗争中，盟员的家属们也付出了很多很多。如上文提到的赵修蒙同志，他去世后，遗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另一个才8个月。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赵修蒙同志的爱人俞修亚并没有埋怨，没有畏惧，在盟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坚强地度过了难关。解放后她也参加了民盟。她感谢盟组织，表示要教育好下一代，听党的话，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如，地下盟组委会成员朱柽同志的爱人于永和，她在回忆解放前那一段时光时说，1947年朱柽是瞒着她参加民盟的，她发现他的“社交”活动越来越多了起来。1949年，朱柽被特务列入黑名单，被迫与几位同志一起去香港，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那时候他们的孩子才一岁多，工资来源又断了。于永和说，我一个人要独挑家庭的担子，心里有苦说不出。解放前夕的一天，在盟组织的安排下，有一位盟员带她到洪塘金山寺与朱柽见面。这时候她才知道朱柽早已潜回福州，在洪塘盟小组同志的掩护下，在洪塘一带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直到“817”中午，他们一家才真正得到团聚。解放后于永和也参加了民盟。
　　这就是地下时期民盟同志家属的真实写照，她们为革命事业的需要，扛住多少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她们无怨无悔地支持亲人，作出了默默的奉献。
　　随着时光的流逝，带走了多少往事和记忆。但每当我回想起70年前的那段往事，对前辈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认识民盟。现在，许多盟的老一辈已离我们而去，有的年事已高，离开了工作岗位颐养天年。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坚定信念、政治智慧和优良作风，无疑是激励后来者的精神财富。
　　70年过去了，现在省民盟组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是一个拥有万余名盟员的参政党。今天我们追寻历史足迹，不仅是为了追忆前辈往事，缅怀前辈业绩和走过的路，更是为了深化对前辈革命初心的认识，凝聚共识，坚定信念，担负起历史赋与参政党的新使命，与中国共产党共圆“中国梦”。
　　据悉，民盟中央机关盟史陈列室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在这里，让我们相约：立志、立言、立德、立功。在这里，让我们握手，同盟、同志、同心、同德”。在新的历史起点，我想，全省盟的同志一定会相约：我们将同心、同德、同行、团结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前辈的新业绩。
　　（作者系民盟福州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