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36年，那时候日寇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第二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日寇公然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我的幼年就是伴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长大。当时，祖父愤于对日寇侵华的暴行和政府的腐败无能，送给我一个“隆”字的名字，意思是象征“訇隆的炮声”，要来轰炸这个老朽的世界。
　　1941年，福州第一次沦陷，我刚5岁，我们一家就随着难民潮逃难到南平、沙县、永安。
　　1944年，福州再次沦陷，我们再次逃难到永安。那时候，永安是福建的“陪都”，省里大小机关都搬到那里。因此，永安也就成了日寇轰炸的目标，屡遭轰炸。我们心惊胆战地渡过了半年时光。
　　1945年抗战胜利，国人欢天喜地。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败，压制民主，又发动了内战，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父亲在一篇《漫谈胜利》杂文中，这样说“胜利一年之后，有许多人很悲愤，好像胜利竟是梦，做了八年的恶梦，难道是白白的，这又是梦。”父亲又有一篇《民以食为“笑话”》的文章说：从前的人曾说：“民以食为天”，意思以为天可有可无，食则可有而不可无。暗无天日，容易挨得过，一顿不食，就极难熬！所以说，食才是老百姓的天。为了要成人之美，要把所有的人都个个弄得极体面地站住，俯仰于天地之间，不得不把日常他们食得最凶的米，姑且卖至五十四万元一石了。经好事者精密的计算，一粒米快要等于古时候一粒珍珠的价值了。如果，果一腹，就无异于装一肚子的珍珠。大家天天要装，顿顿要装，一家子都要装，这岂不是笑话，笑话，天大的笑话。但笑话并不在于装一肚子的珍珠，却在于下愚的小人们，凡心动，时时刻刻都纠缠到“食”的上面去，可惜这笑话，无论如何说来总不会发笑，当所含的笑话的成分过于浓厚时，不免有些狰狞了。
　　还有一篇《玩把戏》说，什么叫做老百姓，在官僚们的心目中原是很模糊的，他们把老百姓当作鹌鹑玩弄，叫它站，就站起来，倒下去，就倒下。不给你米，便不给，置之死地，便呜呼哀哉！毫无遗憾也毫无所谓，米卖到五万四千元吧，算什么，自己又不曾饿，饱暖，淫欲，括钱之余，还要摇头晃脑地吟咏：“关关雉鸠，在河之洲……”！
　　1947年初，父亲在他的老师林植夫的影响和引导下，参加了筹建福建省民盟，成为筹委会成员，以后又兼组织委员会主委。他利用担任福建中央日报文艺付刊，星期文艺两刊编辑和福州民众教育馆馆长及中华文艺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长的公开身份，团结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当时福州民众教育馆在西湖宛在堂。那里安插了几位盟员，因此，宛在堂也成为地下民盟活动的一个据点。
　　福建民盟成立以后，根据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民盟中央的指示，一开始就采取秘密的组织路线，开展地下斗争。福建民盟筹委会中有多位中共党员，并有多条渠道与中共联系，因此，福建民盟地下斗争，始终与中共紧密联系。
　　1947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形势不断恶化，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公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在全国各地大肆镇压民主运动，逮捕、杀害民主人士和进步师生，并制造舆论污蔑民盟。10月27日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以大批特务军警包围民盟总部，强迫民盟解散，民盟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在这样极端严峻，极端危险的形势下，福建民盟的同志们没有被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所吓倒，而是更坚强地开展斗争。
　　1947年11月，民盟中央转移到香港。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声明：否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宣布：“民盟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反动派倒行逆施的结果，粉碎了民盟组织内有一些持有“中立”、“中间”路线人们的幻想，更加坚定了民盟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的决心，与反动集团斗争到底。
　　1948年，中国共产党于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立即得到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和响应。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在国统区，反动派更加疯狂地制造白色恐怖。4月，父亲被反动派列入黑名单，经组织同意，同组委会几位同志一道躲避到香港，并向中共华南局福建组及盟中央汇报工作。嗣后，几位同志根据盟中央指示，带着任务，先后秘密返回福州，组织迎接福州解放。
　　1949年9月，新政协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时候，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型的政党关系。这种政党关系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反对党或持不同政见者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风雨同舟亲密战友、诤友，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政党关系。民主党派是新政协组成单位，参加了国家各级政权建设。
　　11月民盟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党中央领导同志，到会接见了民盟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毛主席说：民盟过去做工作，现在做工作，将来还要做工作。而且不仅过去起作用，现在起作用，将来还要起作用。新中国的建立，如“大厦将建，独木难支”，不能只靠一个党派，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需要多党派齐心努力，共建大厦。
　　周恩来在回顾历史，肯定民盟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以后说，“在整个中国革命中，民盟是发展的，前进的，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以上摘自赵锡骅著《民盟史话》）
　　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确定了民盟作为一个参政的新型政党的方针和路线：以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中国的各项建设。福建民盟省级组织也以崭新的姿态，在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引下，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地方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这期间，父亲历任民盟福建省委会组织部部长，副主委，曾兼福州市民盟主委。1980年病逝。
　　1982年，我应民盟福州市委会前辈的“希望”，从教育部门商调到市盟工作。一干就是廿年，（延迟退休5年）。退休后又兼省民盟基础教育委员会主任5年。这廿多年，是统一战线最好的时期。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把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延伸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明确提出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多党合作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了宪法，多党合作制度由党的方针提升为国家意志等等的方针政策，为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注入了生机。民盟工作如沐春风，得到蓬勃发展。省市民盟的组织都得到很大发展。这廿多年，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进的廿余年。
　　1978年起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发展新的转折点，是中华民族奔小康，走富民强国的道路，是中国依靠改革开放，闯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40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显著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再也不是备受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中国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责任有担当的国家。
　　40年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由之路。习总书记在2017年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掷地有声地表示：“我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
　　我作为民盟的一份子，能够亲历这一伟大征程的廿余载，感到无比幸运与欣慰！
　　去年，我们刚刚纪念了福建民盟组织成立70周年。今年又迎来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回望民盟走过的77年，历史充分证明，民盟选择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盟正确的历史选择。民盟所坚持的“奔走国是，关注民生”优良传统，是民盟“对民族、对国家、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最基本的体现。
　　中共十九大绘就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奋斗的最大愿望。也是民盟建立初心的最大愿望。在开启这一伟大征程的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习总书记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多党合作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大家把履职思路和重点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部署上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增强责任和担当，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应该不忘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的责任。”（以上摘自2018年2月6日习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座谈会上讲话，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等委员时讲话和党十九大报告。）
　　习总书记殷切的嘱托，饱含着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无限信任和期待。我们要响应民盟中央号召，继承和弘扬民盟先贤建立的，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的初心，在新时代新的历史征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办好中国的事情，不负时代重托，不辱光荣使命，做出新贡献，谱写新篇章。
　　（周运隆，民盟盟员，民盟福州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