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及其传入途径
日期：2015-07-22 17:13
来源：邵磊
内容提要：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南京曾出土一枚波斯萨珊银币，根据银币上的图案与铭文，可知其应属萨珊卑路斯王执政时期在波斯呼罗珊省的巴尔赫（今阿富汗境内的喀布尔西北）制造。从使用痕迹分析，该银币早先曾作为通货在流通领域频繁转手，最终在南朝梁武帝时期作为财富或宝物被贮存。凭借这一发现，南京遂成为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最东边的出土地点，这有益于深刻认识萨珊卑路斯王及其继任者为应对严峻的周边局势进而积极拓展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交往的必然性。
关键词：南京 波斯萨珊 卑路斯王 银币 海上丝绸之路
波斯在安息王朝时便与我国有了交通往来。《史记•大宛列传》特别记载了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的铸币情况，是为我国文献记载波斯银币之始。公元226年，阿塔希尔一世（Ardashir I）推翻安息王朝，建立萨珊王朝。萨珊朝时期，中国与波斯之间交往频繁，中国输入西方的丝绸、波斯等西方国家流入中国的香料、宝石、玻璃制品以及数量庞大的萨珊银币，都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各自的目的地。作为当时广泛流通于中、西亚地区的通货，萨珊银币的制作，在不少方面都表现出对安息制币工艺的背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波斯原有文化的复兴。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统计，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共有40多批，总计在1900枚以上[2]，数量虽众，但由于出土地点南北分布极不平衡，故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南方出土的萨珊银币通常会更受关注。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位于南京东八府塘的国税大厦工地在开挖地基时，出土了大量南朝时期的遗物，内中赫然竟有一枚波斯萨珊卑路斯（Peroz）银币。经现场勘察及多方调查取证，得知与该银币同时伴出的尚有部分银器、刘宋元嘉四铢、孝建四铢及大量萧梁铁五铢钱，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次重要发现，南京与江苏的多家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报道。
一、南京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形制特征与用途
南京东八府塘国税大厦工地出土的萨珊银币系卑路斯王在位时所制作，银币外轮廓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2.7厘米。银币正反两面的浅浮雕花纹呈顺时针90度的错位，花纹系由印模打压而成。正面花纹为卑路斯王左侧头像：王右眼细长，鼻梁高挺，吻部平直，上下唇清晰可见，脑后发髻以星点纹组合并被束成圆形如梅花状，耳下悬两颗珠珰，颌下留须，颈部饰璎珞一匝；头戴王冠，冠上饰一凸起的雉堞形物，为祆教神明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h）的象征，雉堞形饰上加饰一对呈振展状的翼翅，象征常寓意为战争胜利的祆教屠龙之神末累什拉加纳（Verethraghra）[3]。冠顶有一略呈乳滴状的隆起球状物，被承托于一弯新月纹之上，应是被夸张表现的发球。发球源于Arsacide的传统风格，萨珊时期，诸王头顶上的发球被假发替代，实际上成为王冠的一部分[4]。王冠前部近肩处有一对上举的飘带，和脑髻后升起的一对飘带相对应，脑髻后的飘带底端系结有“S”形的绳索纹。王像面部上下，有古波斯帕勒维文一行，已磨蚀不清，参照摩根（J•de Morgan）的《东方古钱学手册》以及1956年青海西宁内城隍庙街工地出土的76枚萨珊卑斯银币趋同性的铭文特征[5]，可知完整的铭文转写应是“KADI PIRUCI MLKA”，通常可译为“主上、卑路斯、王”。中心图案外周有一圈联珠纹外框，卑路斯像冠顶隆起的发球即叠压于该圈联珠纹之上。
银币背面主体图案为波斯祆教祭火坛，其外缘亦有一周联珠纹圆框。祭火坛下部有基座三级，中心圆柱稍细，柱系作三角结缎带并垂覆于圆柱两侧；坛的上部三层，逐层外伸扩大。坛上有四层共9粒小圆点呈三角形点阵状堆积而成的、高0.5厘米的火焰纹，与早期萨珊银币祭火坛上较为写实的呈条状上升、并隐现祆神阿胡拉•马兹达形象的火焰纹有显著区别[6]。火焰两边分别饰有六角星和新月纹。坛体两侧各有祭司一人（或即为祆教中的僧侣Megush 和Mobedh），相对而侍立，双腿以联珠纹缀成，中间有一条竖缝。其中，右侧祭司头戴冠帽，冠帽高而尖，顶出于主体图案四周的联珠纹圆框之外，一手抬起托举新月，另一手置于腰际；左侧祭司头部及双臂因表面腐蚀已不甚清晰。右侧祭司背后有表示制造地点的铭文（即制造该银币的造币局所在地的城市名称的缩写），转写为BALKH[7]，即波斯呼罗珊省的巴尔赫[8]，为古代巴克特利亚（大夏）的首都，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喀布尔西北。
针对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的出土方式，夏鼐先生曾将其埋藏功能归结为通货、葬仪、宝物、贡物四种[9]。南京东八府塘发现的萨珊卑路斯银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故而出土时已呈现出被磨损得很厉害的状态，这足以表明该银币在被埋藏前曾经是一枚经常被转手作为通货使用的物件。但鉴于该银币又与其他珍贵银器同出，可见其最终仍然是被作为财富或宝物而贮存下来的。
二、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流入途径
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分属于萨珊的十二位王。虽然每位萨珊王都有若干种银币，但从中国境内发现的银币类别来看，大致每一位王只有一种样式，唯独卑路斯王的银币算是例外，据其正面王者肖像的异同，可以区分出三种形制：卑路斯Ⅰ式银币上的王冠与伊斯提泽德一世（Yazdegerd.I）的王冠相似，王冠中央凸起一雉堞状物，前面有一新月，顶部有两条细飘带，上部承托一圆发球；Ⅱ式银币上的王冠，形制源于祆教神明“阿胡拉•马兹达”，中国学者以其外周形状像是一段城墙的雉堞故将其命名为“雉堞冠”；Ⅲ式银币上的王冠，中部依旧有一雉堞状凸起部分，雉堞上加饰一对振展的翼翅，俗称“乌翼冠”，源于祆教神明“末累什拉加纳”，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据推测可能与卑路斯王与嚈哒作战兵败并被俘一事有关。南京东八府塘出土卑路斯银币据其正面王冠形制，属上述卑路斯银币Ⅲ式。
萨珊银币迄今在国内共发现了约1900余枚，分布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湖北及广东等地，大都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只有广东出土过的20余枚，被推断为是沿波斯湾到广州之间的海上航线而来。可见，在中国境内分布数量不一的萨珊银币，其流入途径也各自不同，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是萨珊银币流入我国乃至中外人民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南京，作为中国版图内迄今所见萨珊银币最东面的出土地，则以最直接的物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萨珊卑路期银币为卑路王在位时（457年至483年）制造，跨南朝刘宋、南齐两朝，时南京称“建康”，为中国南方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世界东方的大都会，其吸收、兼融外来文化的凝聚力以及向四方传播本身文化的影响力皆是不可估量的。据文献记载，东晋至刘宋时期，建康宫中即曾蓄养过来自今东南亚一带的昆仑奴[10]；萧齐时，宫中有胡伎，并有官员在建康“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11]。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是，南京东晋、南朝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与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文物资料，如深目高鼻的胡俑及胡人砖画、金刚石指环、鹦鹉螺杯以及被誉为“宝器”的各种玻璃制品等。故南京东八府塘出土萨珊银币虽仅一枚，且是迄今为止波斯萨珊银币在南朝都城的唯一发现，但这一发现决非偶然。
东八府塘萨珊卑路斯银币与大量萧梁铁五铢同出。按，萧梁于普通四年（523年）铸行铁五铢，这是我国货币史上封建政府首次公然以铁钱替代铜钱为法定本位货币[12]，但铁钱投放市场后，铜钱却并未完全退出流通。又由于铁贱易得，私铸利厚，民间盗铸成风，故大同（535年）以后，竟然出现了“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13]的混乱情形。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建康城中“米一斗八十万”、“卖一狗得钱二十万”，铁钱币值暴跌，行将退出流通，民间交易实际上又恢复了各种旧铜钱的流通。据此遂亦不难确认南京东八府塘萨珊卑路斯银币被埋藏的大致年代。又，据《南史》卷七九《夷貉•波斯》载：“梁中大通二年（530年），（萨珊朝波斯）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也就是说，萨珊朝波斯出使南朝京师建康始于530年，恰恰与东八府塘萨珊卑路斯银币被埋藏的年代略相仿佛，虽然还不能据此推定南京出土这唯一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与萨珊梁中大通二年遣使通江左并献佛牙之间有直接关系，但南京萧梁地层中出土萨珊银币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萨珊朝波斯对萧梁政权日益重视并与之密切交往的客观现实。
包括南京东八府塘新出土之萨珊卑路斯银币在内，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出土的萨珊银币多数为卑路斯王在位时制造，非卑路斯银币只有沙普尔三世（shapur.Ⅲ）银币3枚和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ard.Ⅱ）银币5枚 [14]，时代也均与卑路斯银币相近，这也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考古学现象。卑路斯王执政期间，屡次发动对嚈哒的战争,最终兵败身亡, 萨珊亦因而沦为嚈哒的属国，嚈哒也由此而达到最为强盛的时期。此后，嚈哒又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沿西域南北向东推进。在北道势力抵达焉耆以东，在南道则抵达于阗[15]，几乎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为了打破嚈哒对丝绸之路的垄断，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同中国南方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卑路斯王的继任者重拾海路与中国发生关系也就势所必然 [16]。因此，以卑路斯银币为主的萨珊银币广泛涌入中国长江流域乃至梁中大通二年（530年）萨珊朝波斯遣使臣向梁武帝敬献佛牙，应当都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注解：
就制作工艺而言，萨珊银币正、反两面花纹都不是溶铸的，而是用印模打压而成，与安息王朝的铸币工艺全然不同。又，萨珊银币背面压印有祆教祭火坛及祭司图案，亦与萨珊建国后即恢复被安息人所禁止的波斯祆教有关。
[2] 转引自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待刊。
[3] 萨珊银币王冠上的鸟翼装饰是袄神“末累什拉加纳”的标志。最初多是那些有辉煌战绩的萨珊王戴此冠，后来有的萨珊王为企求得到护佑也多采用此种王冠。在萨珊王冠中，翼翅饰冠出现时间最晚，并且是晚期最常见的王冠。
[4] 萨珊诸王发球在银币上有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的趋势。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后，萨珊银币上的发球通常被一颗星所替代。
[5] 详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6] 萨珊银币背面的祭火坛火焰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萨珊的建立者阿塔希尔一世初制具有萨珊风格的银币时,背面火焰纹较写实地表现出火焰形象，只是早至阿塔希尔一世的银币至今尚未在中国发现过;此后几位王的银币背面火焰纹则多已简化为上升条状,且火焰中隐现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胸像；在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ard Ⅱ）后，所有萨珊银币背面的火焰纹均呈点阵状分布，较为粗简，仅略具象征意义。萨珊银币火焰纹由繁到简的这一变化，是与萨珊银币造币工艺的日趋衰落及装饰风格的程式化发展息息相关的。究其原委，乃是由于萨珊王朝在国家政权稳定后，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货币的通货功能大大加强，货币数量骤增，使得对其技术要求亦降低，质量自然随之下降了。
[7] 一说为《北史·西域传》中大月氏国西徙后的国都簿罗城。
[8] 萨珊银币背面压署造币地点都是造币局所在地的城市名称简写，常是采用地名的开头两、三个字母。据摩根（J de Morgan）《东方古钱学手册》统计，萨珊银币制造地点总计有255处，其中常见者有40多处。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都制造于阿拉伯帝国东方各省，出自最东北的呼罗珊省的尤多，因其地距中国边境最近，故有很多流入中国境内。
[9] 详见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0] 详见《资治通鉴》卷103《晋纪》暨同书卷129《宋纪》。
[11]详见《南齐书·荀纪玉传》。
[12] 参见《梁书·武帝纪下》。
[13] 语出《隋书·食货志》。
[14] 此8枚非卑路斯银币均出自1984年发现的广东遂溪窖藏。详见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5] 转引自余太山《西域通史》第10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大陆各国人民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出土波斯银凸瓣纹圆盒以及广州横枝岗等地西汉墓出土玻璃碗、琉璃珠等，皆可证早在西汉初叶，广州就已成为波斯与中国海上贸易的重镇。
（作者系南京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关键词：南京 波斯萨珊 卑路斯王 银币 海上丝绸之路
波斯在安息王朝时便与我国有了交通往来。《史记•大宛列传》特别记载了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的铸币情况，是为我国文献记载波斯银币之始。公元226年，阿塔希尔一世（Ardashir I）推翻安息王朝，建立萨珊王朝。萨珊朝时期，中国与波斯之间交往频繁，中国输入西方的丝绸、波斯等西方国家流入中国的香料、宝石、玻璃制品以及数量庞大的萨珊银币，都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抵各自的目的地。作为当时广泛流通于中、西亚地区的通货，萨珊银币的制作，在不少方面都表现出对安息制币工艺的背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波斯原有文化的复兴。
根据已经公开的资料统计，中国境内发现的萨珊银币共有40多批，总计在1900枚以上[2]，数量虽众，但由于出土地点南北分布极不平衡，故其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也不可同日而语，其中，南方出土的萨珊银币通常会更受关注。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位于南京东八府塘的国税大厦工地在开挖地基时，出土了大量南朝时期的遗物，内中赫然竟有一枚波斯萨珊卑路斯（Peroz）银币。经现场勘察及多方调查取证，得知与该银币同时伴出的尚有部分银器、刘宋元嘉四铢、孝建四铢及大量萧梁铁五铢钱，作为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次重要发现，南京与江苏的多家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报道。
一、南京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形制特征与用途
南京东八府塘国税大厦工地出土的萨珊银币系卑路斯王在位时所制作，银币外轮廓呈不规则的圆形，直径约2.7厘米。银币正反两面的浅浮雕花纹呈顺时针90度的错位，花纹系由印模打压而成。正面花纹为卑路斯王左侧头像：王右眼细长，鼻梁高挺，吻部平直，上下唇清晰可见，脑后发髻以星点纹组合并被束成圆形如梅花状，耳下悬两颗珠珰，颌下留须，颈部饰璎珞一匝；头戴王冠，冠上饰一凸起的雉堞形物，为祆教神明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h）的象征，雉堞形饰上加饰一对呈振展状的翼翅，象征常寓意为战争胜利的祆教屠龙之神末累什拉加纳（Verethraghra）[3]。冠顶有一略呈乳滴状的隆起球状物，被承托于一弯新月纹之上，应是被夸张表现的发球。发球源于Arsacide的传统风格，萨珊时期，诸王头顶上的发球被假发替代，实际上成为王冠的一部分[4]。王冠前部近肩处有一对上举的飘带，和脑髻后升起的一对飘带相对应，脑髻后的飘带底端系结有“S”形的绳索纹。王像面部上下，有古波斯帕勒维文一行，已磨蚀不清，参照摩根（J•de Morgan）的《东方古钱学手册》以及1956年青海西宁内城隍庙街工地出土的76枚萨珊卑斯银币趋同性的铭文特征[5]，可知完整的铭文转写应是“KADI PIRUCI MLKA”，通常可译为“主上、卑路斯、王”。中心图案外周有一圈联珠纹外框，卑路斯像冠顶隆起的发球即叠压于该圈联珠纹之上。
银币背面主体图案为波斯祆教祭火坛，其外缘亦有一周联珠纹圆框。祭火坛下部有基座三级，中心圆柱稍细，柱系作三角结缎带并垂覆于圆柱两侧；坛的上部三层，逐层外伸扩大。坛上有四层共9粒小圆点呈三角形点阵状堆积而成的、高0.5厘米的火焰纹，与早期萨珊银币祭火坛上较为写实的呈条状上升、并隐现祆神阿胡拉•马兹达形象的火焰纹有显著区别[6]。火焰两边分别饰有六角星和新月纹。坛体两侧各有祭司一人（或即为祆教中的僧侣Megush 和Mobedh），相对而侍立，双腿以联珠纹缀成，中间有一条竖缝。其中，右侧祭司头戴冠帽，冠帽高而尖，顶出于主体图案四周的联珠纹圆框之外，一手抬起托举新月，另一手置于腰际；左侧祭司头部及双臂因表面腐蚀已不甚清晰。右侧祭司背后有表示制造地点的铭文（即制造该银币的造币局所在地的城市名称的缩写），转写为BALKH[7]，即波斯呼罗珊省的巴尔赫[8]，为古代巴克特利亚（大夏）的首都，位于今阿富汗境内的喀布尔西北。
针对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的出土方式，夏鼐先生曾将其埋藏功能归结为通货、葬仪、宝物、贡物四种[9]。南京东八府塘发现的萨珊卑路斯银币有明显的使用痕迹，故而出土时已呈现出被磨损得很厉害的状态，这足以表明该银币在被埋藏前曾经是一枚经常被转手作为通货使用的物件。但鉴于该银币又与其他珍贵银器同出，可见其最终仍然是被作为财富或宝物而贮存下来的。
二、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出土波斯萨珊银币的流入途径
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分属于萨珊的十二位王。虽然每位萨珊王都有若干种银币，但从中国境内发现的银币类别来看，大致每一位王只有一种样式，唯独卑路斯王的银币算是例外，据其正面王者肖像的异同，可以区分出三种形制：卑路斯Ⅰ式银币上的王冠与伊斯提泽德一世（Yazdegerd.I）的王冠相似，王冠中央凸起一雉堞状物，前面有一新月，顶部有两条细飘带，上部承托一圆发球；Ⅱ式银币上的王冠，形制源于祆教神明“阿胡拉•马兹达”，中国学者以其外周形状像是一段城墙的雉堞故将其命名为“雉堞冠”；Ⅲ式银币上的王冠，中部依旧有一雉堞状凸起部分，雉堞上加饰一对振展的翼翅，俗称“乌翼冠”，源于祆教神明“末累什拉加纳”，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据推测可能与卑路斯王与嚈哒作战兵败并被俘一事有关。南京东八府塘出土卑路斯银币据其正面王冠形制，属上述卑路斯银币Ⅲ式。
萨珊银币迄今在国内共发现了约1900余枚，分布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湖北及广东等地，大都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只有广东出土过的20余枚，被推断为是沿波斯湾到广州之间的海上航线而来。可见，在中国境内分布数量不一的萨珊银币，其流入途径也各自不同，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是萨珊银币流入我国乃至中外人民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南京，作为中国版图内迄今所见萨珊银币最东面的出土地，则以最直接的物证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萨珊卑路期银币为卑路王在位时（457年至483年）制造，跨南朝刘宋、南齐两朝，时南京称“建康”，为中国南方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世界东方的大都会，其吸收、兼融外来文化的凝聚力以及向四方传播本身文化的影响力皆是不可估量的。据文献记载，东晋至刘宋时期，建康宫中即曾蓄养过来自今东南亚一带的昆仑奴[10]；萧齐时，宫中有胡伎，并有官员在建康“度丝锦与昆仑舶营货”[11]。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是，南京东晋、南朝墓葬中出土了不少珍贵的与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相关的文物资料，如深目高鼻的胡俑及胡人砖画、金刚石指环、鹦鹉螺杯以及被誉为“宝器”的各种玻璃制品等。故南京东八府塘出土萨珊银币虽仅一枚，且是迄今为止波斯萨珊银币在南朝都城的唯一发现，但这一发现决非偶然。
东八府塘萨珊卑路斯银币与大量萧梁铁五铢同出。按，萧梁于普通四年（523年）铸行铁五铢，这是我国货币史上封建政府首次公然以铁钱替代铜钱为法定本位货币[12]，但铁钱投放市场后，铜钱却并未完全退出流通。又由于铁贱易得，私铸利厚，民间盗铸成风，故大同（535年）以后，竟然出现了“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13]的混乱情形。梁武帝末年，侯景叛乱，建康城中“米一斗八十万”、“卖一狗得钱二十万”，铁钱币值暴跌，行将退出流通，民间交易实际上又恢复了各种旧铜钱的流通。据此遂亦不难确认南京东八府塘萨珊卑路斯银币被埋藏的大致年代。又，据《南史》卷七九《夷貉•波斯》载：“梁中大通二年（530年），（萨珊朝波斯）始通江左，遣使献佛牙”。也就是说，萨珊朝波斯出使南朝京师建康始于530年，恰恰与东八府塘萨珊卑路斯银币被埋藏的年代略相仿佛，虽然还不能据此推定南京出土这唯一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与萨珊梁中大通二年遣使通江左并献佛牙之间有直接关系，但南京萧梁地层中出土萨珊银币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萨珊朝波斯对萧梁政权日益重视并与之密切交往的客观现实。
包括南京东八府塘新出土之萨珊卑路斯银币在内，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出土的萨珊银币多数为卑路斯王在位时制造，非卑路斯银币只有沙普尔三世（shapur.Ⅲ）银币3枚和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ard.Ⅱ）银币5枚 [14]，时代也均与卑路斯银币相近，这也都是值得引起注意的考古学现象。卑路斯王执政期间，屡次发动对嚈哒的战争,最终兵败身亡, 萨珊亦因而沦为嚈哒的属国，嚈哒也由此而达到最为强盛的时期。此后，嚈哒又积极向塔里木盆地发展，沿西域南北向东推进。在北道势力抵达焉耆以东，在南道则抵达于阗[15]，几乎完全控制了丝绸之路。为了打破嚈哒对丝绸之路的垄断，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同中国南方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卑路斯王的继任者重拾海路与中国发生关系也就势所必然 [16]。因此，以卑路斯银币为主的萨珊银币广泛涌入中国长江流域乃至梁中大通二年（530年）萨珊朝波斯遣使臣向梁武帝敬献佛牙，应当都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注解：
就制作工艺而言，萨珊银币正、反两面花纹都不是溶铸的，而是用印模打压而成，与安息王朝的铸币工艺全然不同。又，萨珊银币背面压印有祆教祭火坛及祭司图案，亦与萨珊建国后即恢复被安息人所禁止的波斯祆教有关。
[2] 转引自孙莉《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研究》，待刊。
[3] 萨珊银币王冠上的鸟翼装饰是袄神“末累什拉加纳”的标志。最初多是那些有辉煌战绩的萨珊王戴此冠，后来有的萨珊王为企求得到护佑也多采用此种王冠。在萨珊王冠中，翼翅饰冠出现时间最晚，并且是晚期最常见的王冠。
[4] 萨珊诸王发球在银币上有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的趋势。库思老二世（chosroes Ⅱ）后，萨珊银币上的发球通常被一颗星所替代。
[5] 详见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6] 萨珊银币背面的祭火坛火焰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萨珊的建立者阿塔希尔一世初制具有萨珊风格的银币时,背面火焰纹较写实地表现出火焰形象，只是早至阿塔希尔一世的银币至今尚未在中国发现过;此后几位王的银币背面火焰纹则多已简化为上升条状,且火焰中隐现袄神阿胡拉·马兹达的胸像；在伊斯提泽德二世（Yazdard Ⅱ）后，所有萨珊银币背面的火焰纹均呈点阵状分布，较为粗简，仅略具象征意义。萨珊银币火焰纹由繁到简的这一变化，是与萨珊银币造币工艺的日趋衰落及装饰风格的程式化发展息息相关的。究其原委，乃是由于萨珊王朝在国家政权稳定后，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扩大，货币的通货功能大大加强，货币数量骤增，使得对其技术要求亦降低，质量自然随之下降了。
[7] 一说为《北史·西域传》中大月氏国西徙后的国都簿罗城。
[8] 萨珊银币背面压署造币地点都是造币局所在地的城市名称简写，常是采用地名的开头两、三个字母。据摩根（J de Morgan）《东方古钱学手册》统计，萨珊银币制造地点总计有255处，其中常见者有40多处。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都制造于阿拉伯帝国东方各省，出自最东北的呼罗珊省的尤多，因其地距中国边境最近，故有很多流入中国境内。
[9] 详见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10] 详见《资治通鉴》卷103《晋纪》暨同书卷129《宋纪》。
[11]详见《南齐书·荀纪玉传》。
[12] 参见《梁书·武帝纪下》。
[13] 语出《隋书·食货志》。
[14] 此8枚非卑路斯银币均出自1984年发现的广东遂溪窖藏。详见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
[15] 转引自余太山《西域通史》第10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大陆各国人民进行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出土波斯银凸瓣纹圆盒以及广州横枝岗等地西汉墓出土玻璃碗、琉璃珠等，皆可证早在西汉初叶，广州就已成为波斯与中国海上贸易的重镇。
（作者系南京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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