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望形成于武夷山的万里茶道历史，300多年来海上茶叶之路的连舸岁月可谓波澜壮阔。让我们来读一段《崇安县新志》里记载的史实：“康熙五年（1666），华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又康熙十九年（1680），欧人已以茶为日常饮料，且以武夷茶为华茶之总称，此为武夷茶之新世纪。”“是时（清中后期）海禁初弛，外商云集粤东，我邑茶产之良甲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经营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首开武夷茶对外贸易之先河。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到澳门贩运茶叶，并于1610年到达欧洲，成为中西茶叶贸易的先驱。此后整个17世纪，荷兰占据了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霸主地位。《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一书写道：“在17世纪时，已经开始制作红茶，最先出现的是福建小种红茶，这种出自崇安县星村乡桐木关的红茶，当17世纪荷兰人开始将中国茶输往欧洲时，它也随着进入西方社会。”《清代通史·卷二》中也有记载，明崇祯十三年（1640），“正山小种红茶首次由荷兰人运往英国”。
　　自17世纪始，海上茶叶之路的形成，让居于闽北一隅的武夷茶从此有机会进入欧美市场。1784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远洋货轮从美国纽约港出发，取道好望角，到达广州，首次采购了中国商品，而这些商品中，茶受到了美商的青睐。此后美国商船频频来华，茶叶则成为他们购买的主要商品，美国一些地方政府抬高了茶税，以致于后来发生了波斯顿倾茶运动，“茶党”这样一个独特的政治事件流传至今。除此之外，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也有船队来华进行茶叶贸易，商品交易，文化融汇，大大促进了海上茶叶之路向世界各国的拓展延伸。
　　作为万里茶道起点的武夷山，除了北接晋商开辟的穿越中蒙俄三国长达13000公里的陆上茶叶之路外，还连接着自清朝口岸开放以来的海上茶叶之路。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是“下府帮”。“下府帮”实际上指的就是闽南泉州一带的茶商，他们很早就开始深入闽北武夷山区采购岩茶。享有“东方文化之都”之誉的泉州，也是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宋会要辑稿》记载：“国家置市舶司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丝、瓷、茗、醴之属，皆所愿得。”至南宋，泉州地区生产的茶叶与瓷器、丝绸、酒等，同为海外各国渴望获得的重要出口商品。最让世界瞩目的是，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更加广阔的丝绸之路，还把东方文化带到了西方。福建的海上茶叶之路由此发端。 据《武夷山志·卷七》所载：“明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
　　与泉州一样，闽都福州也是福建沿海海上茶叶之路的重要城市。1844年，《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正式签订，福州通商后，西客（指山西茶商）遂衰，而下府（指闽南泉州一带）、广（广州）、潮（潮州）三帮继之而起。福州港于1853年对外开埠。民国《崇安县新志·物产篇》载：“一水可通，运费节省，故武夷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在这有利的条件下，闽北产茶区的茶货发往福州，行船崇阳溪顺流而下，并可直达闽江口。
　　赤石是崇阳溪上重要的码头，逐渐成为武夷茶运销外港的集散地。《崇安县文史资料》记载：清末民初赤石茶市老店还留存60余家，其中出名的老字号有集泉、奇苑、泉苑、芳茂、元美、泰丰、文圃、泉顺、泉发、福美等茶庄。在赤石茶市古街上，现还保留着清末茶商的“水陆平安”、“合庄顺遂”、“开秤大吉”等标语，证实了清代赤石茶市的繁荣景象。到了1856年，福州出口的茶叶总量超过了广州， 此时武夷山茶产区的乌龙茶就从赤石茶市水运，沿闽江而下，直达福州港。
　　1689年英国打败荷兰取得海上霸权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首次靠泊厦门港，收购武夷红茶，摆脱荷兰的限制并垄断了欧洲的红茶贸易。因此，正山小种红茶风糜欧洲。从武夷山正山小种红茶英文名字 “BoheaTea”(武夷茶)及后来升格为“China Black Tea”（中国红茶）的演变轨迹，至今保留了历史的记忆。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为了控制对外贸易，将对英、法、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限定于广州口岸，而不允许宁波、厦门等口岸与这些国家贸易。清代学者徐经在《雅歌堂文集·上制府议禁种茶书》记述道：“招粤人聚于星村，通洋之市遂以武夷茶主之。而凡建属之产尽冒武夷，于是有山无不种茶。”广东茶商来闽北采购武夷茶的星村，就是武夷山的重要茶叶产区，也是正山小种红茶发源地。当代学者徐晓望在《清代福建武夷茶生产考证》中写道：“在五口通商之前，武夷茶已经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最大宗的商品，每年为中国带来1000多万银元的贸易值”、“福建山区却因为武夷茶的输出繁荣起来，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输出的商品中，武夷茶的输出值达1000多万银两，占英国从中国输入货物的一半以上”。
　　“哥德堡号”建于1738年，1745年9月12日，在距哥德堡港港口不足一公里处触礁沉没。《广州十三行》一书中说，“哥德堡号”船上有“红绿茶共2183箱，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简装以及422件罐装或盒装茶叶”。在打捞出来的沉船调查中，发现茶叶是“哥德堡号”主要的商品货物。《瑞典“哥德堡号”再度扬帆》一书说：“‘哥德堡号’第一次贸易收到了48%的回报收益，第二次为40%。茶叶是所有货物里最赚钱的，两次分别带回来255吨和317吨。”从“哥德堡号”沉船保存下来的货物清单里，查阅出装运茶叶的情况：计有2677箱茶叶（相当于366吨）；289箱2388捆和12桶瓷器，还有19箱1180卷丝绸，总重量约达100吨……，可看出仅茶叶就占总运量的近2/3。
　　拉动闽北产茶区对外贸易的，一是世界各地对华茶的需求，二是经营茶叶诱人的利润。清代赵翼在他所著的《簷曝杂记》中就说：“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惟茶是急，满船载归。”清代张之洞也有论述：“查茶为中国商务大宗……外洋需用甚多，亦极肯出善价。”
　　清中后期，因海上茶叶之路开通而崛起的闽北茶商还真不少。崇安（今武夷山市）下梅邹氏茶商，是茶叶对外贸易中崛起的富商之一。《崇安县新志》载：“下梅邹姓原籍江西之南丰。顺治年间邹元老由南丰迁上饶。其子茂章复由上饶至崇安以经营茶叶获资百余万，造民宅七十余栋，所居成市。”初期茶商邹茂章除了与晋商常氏共同经营景隆号外，还抓住了第二次发展的机会。《南丰茶溪邹氏家谱》中记载：“走粤东，通洋艘，闽茶赖以大行。”下梅邹氏茶商通过广州口岸，进入了对外贸易的主渠道。邹太成（又名邹栋），在担任广州澳门军民同知时，积极维护华茶与荷兰、英国茶商的合法贸易。在澳门创立了“英华号”茶行。成为武夷山著名茶商之一的还有郎善述。《中山郎氏族谱》记载道：“……是时海禁初弛，外商云集粤东，我邑茶产之良甲天下，公（善述公）遂弃举子业，改事商途。集资采办，矢志进行，初时颇获微利……”由此可见，凡能跻身茶叶对外贸易的，都能获取资本换来的一桶金。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对外贸易中，还有一支茶商劲旅出自闽北的建瓯、建阳等地。共同经历了闽海茶叶之路上的连舸岁月。坐落在建瓯市徐墩镇伍石村的伍氏山庄，是闽北茶商与海上茶叶之路贸易最真实的见证。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三行洋商缔结13条行规，在涉及经营贩卖货物中，只有茶类定为“独揽”，如乾隆四十年（1775）规定：“十三行重组‘公行’，并规定专揽茶、丝各大宗贸易”（《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十三行洋商首富伍秉鉴在福建建瓯就拥有众多茶山，自然带动了伍氏茶商的全力投入，推动了闽北茶叶在广州的大量出口。
　　除此之外，建阳县大湖的闽北水仙茶，是对外贸易中的又一大宗。《建瓯县志》载：“茶叶出产以大湖为最，而今大湖牌号数十，推黄荣茂为第一。”广州十三行、香港茶商闻水仙茶之名而来，在大湖村开设茶庄，现留有以“泰”命名的茶庄庄名就有十家，如：生泰、益泰、祯泰、瑞泰、永泰、友泰、广泰、杰泰、金泰、同芳泰。每逢春茶开始，香港、广东十三行等茶商纷至沓来，南浦溪上汽艇帆船逶迤行驶，年交易量在10000担以上。至今大湖村茶商黄荣茂古宅还保留着当年在香港开设的堂号匾。
　　在海上茶叶之路的拉动下，武夷茶对外贸易量很大。武夷茶在海上茶叶之路贸易过程中，实际上也经历过跌宕起伏。17世纪末的武夷茶出口量约为225担，到18世纪的后50年，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18.35万担；19世纪中叶，武夷红茶出口量达到顶峰，最高时达30万担。但到了19世纪末，武夷红茶盛极而衰，民国三十年（1941），抗战形势严峻，整个武夷茶的对外出口量下滑到500公斤。民国后的数十年里，海上贸易的茶叶之路基本中断。
　　海上茶叶之路起点，不仅与商业物流水运相关，而且与闽江上游崇溪沿岸对妈祖的信仰有关。位于福建内地的武夷山，因为茶叶自山内溪流运输出海，连接起了海上茶叶之路的始端，随之兴起的水运信俗，在从事茶叶贸易的行帮业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妈祖是海上的保护神，在武夷山影响力极强，如星村的天上宫、城村的妈祖庙、赤石的林孝女祠、下梅的天妃观，都是闽江上游崇溪沿岸商埠的水运保护建筑。哪怕如今内河航运已被各类汽车取代，民间对妈祖的崇拜依然热情不减。
　　如今，万里茶路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构建“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为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的对外开放、推动万里茶道起点武夷山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佳的契机。万里茶道的起点武夷山也因此可借大船再度出海，融入“一带一路”的战略之中，复兴既往辉煌，再现百舸争流的的宏阔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