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我国东南地区社会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并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国内市场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开展海外贸易，扩大国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但明王朝从洪武年间就实行海禁政策，只准许进行官方的贡舶贸易，严禁民间泛海通商。海禁政策束缚了商业资本活动，摧残了海外贸易，也伤害了沿海人民的切身利益。因此，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巨贾，特别是沿海人民，必然要冲破封建统治者设置的禁区，“私通外国，交易番货”。从国际环境来看，16世纪起，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一个全球性贸易体系逐渐形成。欧洲航海贸易势力迫切需要与中国通商，以便把中国丝绸转售欧洲、美洲，攫取高额利润；同时，又可借中国丰富的农产品、手工业品来保证殖民地的日常生活。这大大刺激了我国东南地区民间海外贸易的开展。在这种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内河港口——漳州月港，犹如异军突起，出现在我国海外交通贸易的历史舞台。
　　月港(今龙海县海澄)，在漳州府城东南50里，“其形如月而得名”。它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处在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之要冲，“海舟登泊最易”。其所在的漳州平原，物产富饶，经济作物繁多，手工业发达，并有较发达的水运、陆运与内陆腹地、邻省沟通。因海上交通方便，邑人多以海舶为利，善于造船，航海经验丰富，有着“视渊若陵”、“衽革轻生”的冒险精神。总之，它具备了海外贸易港的基本条件。在这个前提下，与泉州港、福州港相比，它还有着适合反海禁斗争的地理因素：未设县之前，为龙溪县八九都，地僻一隅，“官司隔远，威令不到”；附近的一些港湾、岛屿，如浯屿、浯洲屿(金门)、料罗湾等，更是官府难以控制的。在明王朝厉行海禁的情况下，这种地理因素显然有利于民间海外贸易。于是，月港应运而兴。
　　月港始兴于明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居民多货番且善盗”；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已呈现“人烟辐辏，商贾咸集”的繁华景象，有“小苏杭”之称；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港。这时期，月港私造的双桅过洋大船，来往暹罗、麻六甲、彭亨、日本、琉球等国，“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络绎于海上”。广东、浙江的海商也于“漳泉等处造船买货”，由月港“入番”。萄葡牙、日本等国的商船也常抵月港门户浯屿、料罗湾、南澳等，有时多达十数艘，“月港商贾辄往贸易，禁之不可”。这时期的月港，“民居数万家”，“人货萃聚”，“方物之珍，家贮户藏”，“民无不曳绣蹑珠者”，是“闽南一大都会”。
　　由于沿海商民的顽强斗争，也由于朝贡贸易的衰落和海禁弊病的日益显露，隆庆元年(1567)，明政府局部开放海禁，于月港设“洋市”，准贩东西洋，月港的地位得到政府的确认。从此，月港的海外交通贸易更加繁荣，万历间(1573—1620)走向全盛。月港的商舶到达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常抵印度、日本，与欧亚商人广泛交易，“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从月港输出的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铁器等。湖州生丝、景德镇瓷器、漳州纱绢绒缎、海澄金线等，在国际市场上很受欢迎，远销欧美。输入的物产，品种之多超过历代。见录于《东西洋考》的进口商品达100多种。设“洋市”后，明政府在月港设置督饷官吏，负责关税。万历四十一年(1613)，福建税银六万，而这年月港舶税逾35000两，占这年全省税银的大半。洋税的激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月港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传说当年贸易中心港口市，就有13间“洋行”，每行有一个专用码头。万历年间海商蔡志发捐资修建的码头——容川码至今依在。1949年之后，在港口村附近江底发现过大船桅、大铁锚等。漳州名人张燮的《东西洋考》记载了海外诸国的沿革、事迹、形胜、物产、交易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对月港海外交通贸易也有详尽的记述，如月港的饷税、舟师(含水程、针路、气象、潮汐)、税珰等都有考证，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它们都是月港海外交通贸易繁盛的历史见证。
　　明代月港在当时国际航运和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占有重要地位。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月港是16—17世纪中叶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港 1568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群岛。1571年，在吕宋岛建立马尼拉城。他们垄断了菲岛的对外贸易，开辟了马尼拉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航线，建立了大帆船贸易制度。这条航线与我国至吕宋的航线相衔接，形成了一条从中国经马尼拉到美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是当时最活跃的国际航路。
　　万历间，明政府限定月港赴菲商舶为44只，占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的一半，实际数字比这还多。月港对菲岛贸易的饷税年逾“万额”，也占月港洋税的一半左右。这两个数字表明，月港的海外交通贸易，以与菲岛的交通贸易居首位。而中国与菲岛的交通贸易，又以月港居首位。在1638年墨西哥出版的《奇异的旅行》收录的一位居住马尼拉18年的神甫写的文件中明确写道：“中国商船的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厦门和漳州。”他所说的厦门、漳州，显然就是月港。西班牙商人用墨西哥银元在菲岛争购从月港运去的中国生丝和丝绸品，然后运往阿卡普尔科，转售欧洲、美洲市场，盈利达本金的100%—300%，有时高达600%—800%。而中国商人也热衷从月港前往菲岛与西班牙商人交易，以湖丝、漳纱、漳绒等我国名产换取墨西哥银元，视此为重要的“生银之道”，以满足国内市场对银币的需求。
　　这样，月港—马尼拉航线与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航线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月港海舶承担着国际航运的任务 《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收录了很多东西洋各国之间山形水势和往回针路的记载，并收有由苏门答腊的阿齐至印度半岛的傍加刺、古里的针路，由古里至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和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的针路，由暹罗、咬留吧、吕宋至日本长崎的针路。这表明，以月港为中心的我国东南海船除了进行本国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海上交通贸易外，还担负着东南亚各国之间、东南亚与日本之间、东南亚与西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和国际贸易的使命。
　　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摧残和荷兰殖民主义势力的侵扰、破坏，天启年间(1621—1627)月港走向衰落。崇祯六年(1633)关闭“洋市”。月港由兴至衰，经历了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里，它为我国海外交通史和海外贸易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