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完善、走向成熟的又一个历史明证。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其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强化和彰显的政治属性和本质特征，从多个方面体现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近期，编辑组收到了许多盟内政协委员的来稿。他们用一个个故事诠释了人民政协在聚焦改革发展、推进协商民主方面的重要作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今日起，微信号将在本专题与您分享这些精彩故事，让我们一同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点赞。

政协，我履职的百科全书

　　1998年，我担任八届省政协委员，并在届中增补为省政协常委。此后，又连续担任了三届省政协常委，如今担任十二届省政协副主席，还是住闽全国政协委员。且不论职务，只从成为一名政协委员的时间算起，我在人民政协这个大家庭中已经“生活”了21年余。回想起来，真是倍感荣幸。回忆过往的履职经历，可说的事太多，只能找几件印象深刻的事来讲，重温一下。
　　不骗钱的“新农合”
　　记得我在2000年底就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了。当年4月我调到省卫生厅（现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无论是平时的本职工作还是参加政协的调研活动，感到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经济领域，对事关农民的健康问题关注降低了许多，医疗费用完全靠个人支付，患病农民负担很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当时农民中有一句话：“不怕穷，就怕病！”道出了看不起病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状况。因此，为广大农民量身定制一种新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成为必要，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均有重要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在2001年就向省政协提交了相关提案。那前后，恰逢卫生部负责起草中央农村卫生工作有关文件的副司长到福建调研，我向他反映了合作医疗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我们对农民医疗保障问题要有新的思路和做法。
　　中央十分关注此事，2002年10月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发〖2002〗13号）。2009年，中国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确立了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
　　制度出台了，还需要落实到位，才能真正为农民带来实惠。可是当时在调研中却发现农民对此并不“感冒”，很多人更直言：“又来骗钱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抵触情绪，是因为之前的农村商业医疗保险不能兑现，使农民心有余悸。但时间会证明一切，从最初的试点到全面铺开，从中央到地方相关部门一以贯之的不懈努力，至2010年，“新农合”已实现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福建省已于2007年全覆盖）。财政补助也从最初的每年人均不低于10元，达到现在的500元以上，凸显国家为农民身体健康，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提供可靠保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这是事关农民的大事，全国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都在关注、助推。福建省政协也开展了相关调研，作为一名卫生系统的省政协委员，我自然也参与其中。而在整个过程中，有两次让我记忆犹新的会议发言。
　　2004年底，全国新农合会议在江西省召开。其时，新农合的缴费结构是政府出20元，中西部省份全部由国家财政出资，东部省份（即广东、浙江、江苏、辽宁、山东、福建）则由当地财政自行支付。于是我发言表示公共财政应当阳光普照，福建新农合也应当享受中央财政的出资。理由有三：其一是当时福建的财政支出在全国排名23位以后，仅靠福建自身财政支付政府补贴有困难。其二是福建紧邻台湾，农民的医疗保障不如台湾，而靠福建的财政又难以做好，势必会引起台湾民众对祖国的认同感降低。其三是福建也是革命老区苏区，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应当与江西一样享受同等待遇。我的发言引起有关部委的重视，表示会认真研究福建的现状。
　　第二次发言是在2005年底召开的国务院新农合工作会议上，会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东部省份除种粮县可享受国家补贴之外，其余县还是由各地财政自行解决。看起来似乎对东部省份也有照顾了，可福建的地理状况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种粮县屈指可数，这样的政策不尽合理。于是我又在会上重申了江西会议时的观点，由于是国务院的会议，更多的领导了解了福建的情况，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部长高强就表示：福建没有享受国家对“新农合”的财政资金不合理。最终国务院决定，福建享受50%的国家财政出资，为东部省份最高。别小看这50%，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以后基数的提高，福建能享受的补贴也水涨船高。后来我也了解到，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东部省份补贴达到这么高的比例，能为家乡作出贡献，我心里十分高兴。
　　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随着福建“新农合”的大力推进，老百姓高兴地说：“‘新农合’不骗人！实打实。”都积极地参与其中。而且还衍伸出一件“附带品”——2006年底，时任省长黄小晶把我找去，我向他汇报了“新农合”工作和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他说：“‘新农合’干得好。城市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财政也给每位居民补贴20元钱，你牵头把它干好。”极大地促进了全省城市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2009年我省“公共卫生服务包”的做法由财政部安排资金被推广到全国城乡。
　　回头再想想，那是国务院的会议，我的两次发言竟然能被采纳，使领导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使我省农民受益、居民受益，凸显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作为一位政协委员，作为一名民主党派身份的领导干部，每每想起这段经历，我都倍感自豪！
　　与教育有关的两次建言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两次建言的。距离现在比较近，都是2018年的事，而且都与教育有关。首先是2018年的省“两会”，我代表民盟福建省委会作了《构建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议》的大会发言。指出这项工作社会共识还未形成、工作推进动力不足、资源投入有限、市场监管缺失等问题，并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健全目标责任制；以政策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群团组织为生力军，构建家庭辅导推进机制；以监管为抓手，提高儿童早教质量等建议。同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我提交了这份提案，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中央的重视，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4月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号）。
　　那次全国“两会”，我还提交了《深化学制改革，顺应“收缩性社会”发展要求》的提案。
　　应当说，从1951年10月1日《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发布至今，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稳定、行之有效的学制。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行学制的一些短板也日益凸显。
　　在我看来，这些短板主要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整体学时偏长，与“收缩性社会”的人口结构不相适应。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呈持续下降趋势。2017年，尽管有全面二孩政策支持，但全国出生人口仅1723万人、出生率12.43‰，相比2016年仍有明显下降。适龄劳动人口方面，我国自2012年起即进入负增长的历史拐点，总量持续减少。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我国未来30年适龄劳动人口可能减少1.7亿。适龄劳动人口总量的减少将给新时代的国家建设带来巨大压力，然而我国学制仍基本沿用人口高速增长期的做法，多数劳动人口须经历12年初等教育和4年高等教育，就业时一般年龄在23周岁以上。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初次就业年龄还将进一步延后。过长的学制已影响了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长速度。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
　　其次是学制较为刻板，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要求不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为新时代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指明了方向。培养大量的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保障。而我国目前的学制整体上仍较为刻板，不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春秋两学期制，一年中大约3个多月校园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尽管不少高校实行了学分制度，但主修课程依然占据主要地位，选修课程的灵活性、多样性、实用性等均有不足，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的空间十分有限，不利于多学科交叉的创新型人才、实践性人才的培养。此外，由于学校教育与业界实践融合不足，导致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问题依然突出。
　　
　　实际上，2004年以来我在本省政协多次提过相关建议，2018年向全国政协又提学制改革，就是要把小学学制改为五年，中学也从六年变为五年。这样省出的时间，可以换到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学科交叉。总之，教育部门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的来安排好我们的教育，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早教与学制改革，关乎孩子一生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未来，因此，均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很多媒体争相报道。
　　参加政协21余年，关注的事情很多。但“新农合”与教育让我如此牢记，是由于医疗救人、教育树人，都是国之根本，身为政协委员不能不察。当然，也与我的本职工作和所在的民主党派（教育是民盟的主要界别）密切相关。
　　一般而言，政协委员建言大多与自己的工作和行业有关，即所谓“干一行吆喝一行”。因为熟悉，所以精准。但对此我却有更深的体会——政协是各界精英汇聚之地，置身其中，每位委员都能学到知识、启发思维、开拓视野。所以，我常说，政协是一本百科全书，能让每位委员受益匪浅，能够凝聚更大的智慧和力量，让自己的能力不断得到提升，积极、有效地履职。在人民政协成立70年之际，衷心祝愿这本百科全书越写越好，让每一届政协委员都能从中受到启迪、汲取力量，去书写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更多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