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这七十年，和年轻的新中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我们家只有二口人，奶奶和父亲。听父亲说在他7岁时（约1942年初）爷爷去参加抗战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家里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是艰苦。
　　1979年，我们家已有八口人了，奶奶、父母和兄弟姐妹（哥哥、大姐、二姐、我先生和弟弟）五人。哥哥最大，那时他已高中毕业，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那时哥哥可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而且是村里人人羡慕的民办教师，穿着洁白的衬衫，上衣口袋插上一支派克钢笔，那神气劲至今历历在目。大姐初中毕业后就回生产队干活，我先生和二姐高中快毕业了，正在挑灯夜战，勤劳学习，准备参加高考，弟弟还在读小学。全家只有父亲一个全劳力，家里过得紧巴巴的，平时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回猪肉，新衣服更是奢侈品，等到春节了，才能穿上新衣，欢欢喜喜过大年。我们家的家境在村里还算可以，妈妈会做裁缝，下乡帮人家做衣服，一天可以赚二元钱，在当时那可算是高收入了。当时我先生在一中读书，每个月母亲给他五块钱生活费，那可是富裕人家的待遇了。
　　到了1980年，二姐考上了中专，我们家第一位有人吃“皇粮”了，父母和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东拼西凑给二姐准备学费，还让我先生那做木匠的小舅舅专门为她做了一个大木箱，让她去上学用。那时考上中专也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整个村里也一共没几个人考上，实在不容易啊！
　　到了1981年，我先生考上了大学，父母更是高兴，常说我们家一代比一代强，爷爷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父亲读到小学毕业，而现在家里有了大学生了。那搁在旧社会，可以在宗祠上立旗杆了，那时整个村的大学生也是曲指可数的。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家花了150元买了第一部自行车，那是有钱人的标志，全家人为此高兴了好几天。
　　到了1983年，我先生和二姐都已参加工作，都是吃“皇粮”领工资的人，特别令全家人高兴的是，因工作态度认真，团结协作精神好，成绩突出，我先生在工作不久后先后担任了学校团委书记、政治处副主任、政治处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务。在家人和同事眼里，我先生已是一位干部，前程一片光明。
　　到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92南巡讲话”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我先生和他的一些好同学已蠢蠢欲动，都想下海去搏一搏。经过半年多的策划，我先生于1993年毅然决然地辞去校长职务，下海经商。到了社会，才知道“人间正道是沧桑！”理想与现实差距有多大。多少风雨，多少苦难，只有自己最清楚。我先生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日没夜，没有吃好也没有穿好，自己既当老板，又当民工，最苦最累，没人做的都自己干，俨然不像传说中的老板光鲜亮丽的一面，感受到的只有辛酸和泪水。苍天不负有心人，辛苦的付出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到了2005年，创立的公司已拥有十多座水电站，公司员工已有一百多人，尽自己最大的力为国家纳税，还为各种慈善事业捐款做善事。
　　到了2019年，我们兄弟姐妹已相继到退休年龄了，我们五兄妹的下一辈共7个孩子们全都考上了大学，目前5个孩子已参加工作，1人在读博士，1人在读大学本科。
　　我相信，和年轻的新中国一样，我们家还将会越来越好 ！
　　作者：陈仁娥，民盟盟员，民盟龙岩二中支部主委、龙岩二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