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有幸，1981年4月底调来民盟福建省委会机关工作，能有机会亲聆王世锐、赵修复、章振乾、吴修平四位老领导教诲。前三位都是“海归”，都是学有所成，回来报效祖国的，是民盟把我和他们连结到了一起。这四位民盟省委的老领导，同时也是省政协的副主席或常委，虽然所攻专业、工作岗位不同，但他们拥有相同的家国情怀、民盟情结和人格魅力。
　　我通过了严格的考查
　　第一次见到王世锐主委是1983年1月民盟中央第五次代表大会，我作为福建代表团工作人员赴京。当时福建团同住在一层楼，会前王主委在吴修平秘书长陪同下去看望代表们。在看望厦门主委、厦大台湾研究所所长陈碧笙老先生时，见到金意同大姐陪同碧老来参会，王主委就邀金大姐去他家和淑端大姐聚聚，省民盟时任秘书长吴修平在一旁建议把淑端大姐也接来和这些老朋友聚聚。王主委答应了，并叫我坐他的车去接。接来淑端大姐之后，王主委很认真地问我：“路上有堵车吗？”我说没有。“那么去接的时间怎么多了十几二十分钟？”我作了说明：因为考虑到北京气候太干燥，章振乾是福建人，年纪也比较大，路过水果店的时候，我特意下车去给他买了点苹果。老领导工作态度之严谨、要求工作人员之严格，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后来我才知道，事后王主委还私下找章老核实此事。原来他是通过这件事来考查我这个年轻干部是不是忠诚老实，是不是值得信任。此后，他参加国宴也会把小点心带给我吃；凡回福建活动，都会叫上我去做服务工作。

（王世锐（右一）与盟内的同志梁庄（左一）、章振乾（左二）、廖博厚（右二）合影）

　　1980年后，在担任中国公路桥梁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期间，他经常奔波于亚、非、欧等广大地区，广交朋友，利用一切机会开拓业务，使路桥公司跻身于国际大承包公司的行列，并以渊博的知识、高深的业务水平、丰富的施工经验和高雅的风度，赢得了外国人士的钦佩。尽管工作那么忙，但他还是心系福建，非常关心福建交通建设。1984年3月，应省交通厅之邀，欣然前来参加泉州大桥建成通车典礼。当时他已年近古稀，但对自己要求仍非常严格，从不搞特殊化。到了福州也不住宾馆，而是住在自己家里。
　　他的建议惊动了邓小平
　　赵修复是个慈祥、可爱、可敬的学者，是世界著名的十大昆虫专家之一，也是福建农大的“四大金刚”之一。他的科研任务很重，也卓有建树。作为昆虫专家，赵老人生的大半时间都在田野乡间度过，因此对福建农业、农村、农民状况了解甚深。针对福建对农业投入太少的客观情况，赵老以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单纯和执著，连续三年在政协大会上递交提案或作大会发言，满怀深情地呼吁省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有一次，我带队去莆田调研，和当地人聊到莆田水果。谈到荔枝时，莆田相关部门领导回忆说，1984年莆田荔枝遇到严重的病虫害，农大赵修复教授只用了一年就攻克难关，以工蜂治虫，拯救了20万株荔枝树，为农民、农业、农村增加收入，过上好日子出了大力，莆田人民永远都忘不了他的恩德。我听后很感慨，骄傲地告诉他们，赵老是我们民盟的老主委。
　　
　　（1985年，时任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的赵修复在闽南三角地区经济技术开发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对赵老充满感恩之情的还有武夷山人民。因为，赵老还是最早提出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赵老就从当时崇安县大竹岚傅家收购并保藏了许多昆虫标本，其中就包含后来经鉴定并命名的许多新种。1977年前后，他多次深入武夷山桐木关等核心区考察，对伐木场无休止的乱砍滥伐，表示极大的担忧。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福建省也于9月份召开科技大会，他在会上发出呼吁：“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和省有关部门采取紧急的措施，把武夷山挂墩和大竹岚一带作为自然保护区封闭起来，为后代保留一块极为难得的生物资源调查研究基地。”赵老的呼吁引起了科学界、学术界的极大反响，也引起《光明日报》驻福建记者站记者的注意，他们采访了赵老。1978年11月21日，一篇题为《福建农学院教授赵修复紧急呼吁保护名闻世界的崇安县生物资源》的光明日报社内参第274期，摆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案头。他当即在《情况反映》上的这篇文章后作了重要批示——“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并在标题中的“保护”二字下面划了重重的两条横线。1979年4月，福建省批准成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7月，国务院批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为我国首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种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建立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展览馆里，第一幅照片是赵老的相片，武夷山人忘不了赵老，福建人民忘不了赵老。
　　他的家国情怀令人感喟
　　章振乾也是我们熟悉的长者、老领导。章老为了民盟事业为了党的统一战线事业而复出，担任民盟福建省委会副主委时，已经70多岁，从省博物馆退休了。这在民盟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4年，盟省委准备举办严叔夏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严叔夏是严复的三儿子，著名爱国人士，他的爱人是台湾林家的后裔，抗战时期，台湾林家力邀他去台湾，他却选择留在大陆从事抗日爱国活动。后来他担任福州市民盟主委，也是福州市首任的党外副市长。他的女婿就是辜振甫。当年，汪辜会谈正在进行，民盟想邀请其女儿女婿前来参加纪念活动，借此事配合会谈工作的开展。因为时任专职副主委陈心铭身体不好，由兼职副主委邹宁生来主持工作。邹院长很尊重章老，凡事都与章老商量，章老不辞辛苦，老当益壮，以近90岁高龄日夜操劳，目的是做好对台工作、做好服务祖国统一的工作啊！
　　
　　（2005年《章振乾百岁文集》首发式上，陈榕（右）、符熙菱（左）与章老（中）合影）
　　章老的家国情怀还可从港澳回归中管窥。1997年，香港终于要从英国的百年统治下脱离，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章老激动不已。当年，他已91岁高龄，却执意要去香港见证这伟大的时刻。他给我打电话，讲述他要见证香港回归的强烈愿望，让我帮助他向有关部门反映。终于，在时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陈营官的帮助下，章老得偿所愿。1999年澳门回归，他一如既往，不顾年事已高，仍然执意要求赴澳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当时，澳门知名人士梁披云先生给章老寄来请柬，还是陈营官部长相助，圆了老人的梦。
　　章老退休，是1998年。退休后，家里的电话继续留用。但章老公私分得很清楚，每月都会交给办公室一份清单，把自家凡因私打的长途电话都勾出来，有多少交多少钱。这件事给我触动很大，曾多次给党内领导同志讲过，他的高风亮节令所有人赞叹不已。
　　他首开“文革”后全盟参政议政先河
　　吴修平是我的入盟介绍人。去年，我和宗沅老师都参加盟省委编撰《吴修平传》的课题，回忆吴老，我认为他帮助福建政协邀请盟内专家学者来福建讲学，打开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他首开“文革”后，全盟参政议政先河；对福建民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功不可没。
　　曾记得那场规模宏大的基础教育研讨会，从三个省发起扩展至十一省，影响很大，在盟内称“部分省市教育研讨会”。费老亲自来福建参会，并把会上形成的意见、建议带回北京，为后来提高教师待遇、教师节的设立等，留下了印记。还有福建九龙江流域的整治、食品研讨会、宁德三都澳规划等等调研……福建民盟“文革”后刚刚恢复组织，就是从经济、民生等领域开始，集全盟之力开展建言献策工作，扩大影响，吸引了很多知识分子加入民盟。这些都是吴老在福建力主的工作。
　　
　　（2002年2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名誉主席钱伟长，名誉副主席吴修平来闽考察，与民盟省委会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座谈、合影。第一排左起：钱伟长、吴修平、王耀华，第二排左起：阮诗玮、刘以籁、徐一帆、陈榕。）
　　吴老1986年调到民盟中央工作后，仍十分关心福建工作，每次来福建他都争取时间去看望老盟员。记得有一年他到医大去，医大支部把老盟员们请来，吴老一一说出了他们名字并能道出他们研究的专业，令那些老盟员感动不已，有的甚至流下热泪。他关心盟员的心令人敬佩，他关心盟员的事不可胜数。如帮助宁德蕉城区一位盟员张福生落实政策的事，吴老多年持之以恒地关注、关心、协调、推动，最终得到妥善解决，使得张福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王世锐、赵修复、章振乾、吴修平这4位老前辈给我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他们坚定跟党走的信念不动摇，始终实践着“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践行着“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理念。他们的言行风范影响了我一生，是我永远的榜样，也是福建民盟人永远的榜样。
　　（本文系第十届省政协委员、常委、副秘书长，民盟省委会第十、十一届专职副主委陈榕口述，孙红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