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要高考了，班主任李老师怎么又约我谈话？心里有些忐忑，脑子立马蹦出一个词儿“约谈”！
　　那是1983年，高一开学不久，知道我是乡下考进城里的寄宿生，不懂得李老师怎么会特别注意到我。李老师看看我，轻声问：“听说，你把一周的菜都带来了，让我看一看都带了些什么菜呢？”我转过头看着窗外，没说话。想到宿舍那一袋子黄豆和一罐腌菜，生怕同学笑话我。家里是真穷啊！妈妈和哥哥在地里整年地忙活，也只够全家勉强温饱。去年，爸爸的肝脏出了问题，住院治疗欠了一屁股的债。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开学，妈妈进城赶圩，又被车给撞了。现在我能不能继续读书都是个问题。我们两人好久没一声言语。临了，李老师好像叹口气，然后还是很低很低声地说：“高中功课紧，三餐尽量要有些营养······”她从口袋中掏出二十元钱硬塞给我，我觉得非常不好意思，怎么好接受李老师这么大的恩惠呢？再三推迟，她说：“你只管安心把书读好，比什么报答都强。”
　　一个月后的一天，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李老师把你的情况向学校反映了，学校为你争取到了困难学生补助，你把这张表格填一下吧！”后来，我才听说李老师是一位老民盟盟员，她把贫困生的情况向上级部门反映，写了提案，向政府、向社会争取多方面的支持，避免贫困生失学、辍学。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民盟”这个词，心中对她充满了好奇和尊敬。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990年大学毕业，我回县城一中当了一名教师，和李老师成了同事。在李老师的推荐下我也加入了民盟，后来还成为一名政协委员。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连余隆，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早读课开始，我开启了一天的“约谈”模式。“连续三天的早读课，你都迟到快半个小时了！你每次考试都在年段前三名，但也不能这样的迟到呀，要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这句话你没忘吧？”连余隆学习一向自觉，最近这是怎么了？到了办公室，他只是向我保证以后不迟到，可是在接下来的周考中，他的成绩退到了年级十五。于是周末，我决定去家访。
　　连妈将家中情况向我和盘托出：丈夫前几年生病去世了，自己下岗，身体不好，没什么文化，打打零工供孩子上学。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卖枸杞的甘肃妇女王姐，在好心的王姐的帮助下，连妈也开始了卖枸杞的活。从甘肃批来枸杞加点价卖出，一天里运气好的话，收益有个几十元。有天早上，正准备下楼去卖枸杞，邻居张伯不小心崴了脚，快滚下楼了，连妈立刻丢下枸杞袋子，用身体顶住张伯，张伯倒是没什么大碍，可是连妈被弄得压缩性骨折！因为怕摊位被人占了去，连余隆每天早上先把枸杞背到市场，然后再用推车载连妈到摊位上出摊。
　　难怪连余隆会迟到了！
　　我想，连余隆成绩下滑问题好解决，这孩子基础好，老师辅导辅导走上正轨没什么问题。关键是，他们家的生活困难应该怎么办呢？
　　连余隆问我：“老师，从人大和政协的渠道，可不可以联合提案，关心关心下岗工人。国家这么大，像我妈这样的人有不少，文化水平低，又没技术，如何引导他们自食其力？”
　　真是一个自强的好孩子啊！面对困难，不等不靠，不是想着如何申请困难补助，而是想着减轻国家负担，自食其力，自我脱贫。
　　从连家回去后，我联系了民盟支部的老师，写了《关于积极引导城市下岗工人实现再就业》的提案递交给政协，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由政府牵头，组织技能培训，让下岗工人再就业有了更多的途径，许多像连妈这样的下岗工人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2010年，连余隆大学毕业，和我一样，也回一中当了一名教师，现在是我们学校的团委副书记呢！
　　傍晚约了连余隆喝茶。走进他的办公室，看到他正在找一个学生谈话。他笑着对我说：“高老师，我这约谈习惯真是得你真传啊！”早读、傍晚、晚自习，每日三谈。
　　这约谈的学生我认识，是学校大名鼎鼎的黄鹏，去年以农村初中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一中。今年学校的地理论文评选，他的地理小论文《粮食安全重于天》获得一等奖。他从家乡耕地近年来几乎全面抛荒的个例讲起，讲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国际贸易形势，讲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原来他们的“约谈”是在商量怎么样把《粮食安全重于天》写成一篇提案，交给学校民盟支部，提请当地政府要进一步落实农村耕地抛荒问题，扎实保住红线内粮食耕地，保证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将来饭碗都能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
　　我很是欣慰，学生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会去思考社会问题，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读书，既要学知识和技能，还要修心养性。要修出正能量，养出天地正气。国与民是永远都不可辜负的。
　　作者：高荣娇，民盟盟员，民盟建阳区委会委员、区政协委员，建阳一中高级教师。